内容提要: WTO成员追求国内非贸易价值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限制性贸易措施与多边贸易规则之间相冲突的情形日益增加，WTO以必要性检验作为平衡成员的管制权与自由贸易的重要工具。在 GATT\WTO的实践中，争端解决机构对必要性判断标准存在分歧。为保证贸易利益与非贸易利益之间的平衡，必须以例外条款的目的与特性为出发，检验措施的合目的性，从手段是否有助于达成目的的关联性中，建立相当因果关系，来解释必要性判断标准的概念。
在 GATT/WTO 体制中，经常有成员为了追求其国内非贸易价值的政策目标而采取具有限制作用的贸易措施，因而被其他成员诉诸争端解决机构。这样的案件频频出现，表明成员国内非贸易政策目标的追求可能与多边贸易规则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
国内政策目标的追求可能对国际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在 GATT/WTO 体制中，为了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既承认成员为实现国内合法政策目标有权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同时，为了避免这种措施被滥用，WTO 还要求这些措施必须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必须基于国际标准或基于风险评估，并且在适用方式上不得对条件相同的国家有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不得超过必要的贸易限制程度。除以上的调和方式之外，WTO 还规定了一种基本而且特别重要的平衡工具，即必要性检验。必要性检验要求争议措施不得超过实现目标所必要的贸易限制程度。在 GATT/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既有许多争端的申诉方以必要性检验条款为依据，指控被诉方的贸易限制措施违反多边贸易规则，也有不少被诉方援引必要性检验条款作为其贸易限制措施的免责理由。目前 WTO 相关协定对必要性检验如何适用的规定仍付之阙如，争端解决机构对必要性判断标准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对 WTO 法中的必要性检验及判断标准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探讨的空间和意义，更蕴含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WTO法中必要性检验的内涵
必要性检验（necessity test）[1]是 WTO 涵盖协定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是指 WTO 相关协定为了平衡保护成员方国内管制主权和渐进推进贸易自由化这两个目标，通过必要性标准来审查成员方采取的措施与其追求的目标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该措施是否符合 WTO协定的过程。换言之，必要性检验是以有关措施是否实现某一政策目标所“必要的”作为标准，来认定一项措施是否符合 WTO 法的过程。2必要性检验的精髓在于它是平衡成员下列两种需求的关键：（1）WTO 应尊重成员为设定并达到其政策目标所使用的法规措施工具；（2）WTO 应设立规范促使成员避免实行限制贸易的法规措施。因此必要性检验的目的是要求如果成员制定的措施造成贸易限制，则该措施限制贸易的程度应不超过其为达到政策目标所必要的程度，该成员必须承担证明其国内措施不是变相的贸易限制的义务。
贸易自由化和国内管制主权之间的关系是国际贸易中最为重要和难以处理的问题之一。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WTO 承认其成员有权为实现其国内政策目标对其领土内的贸易行为进行规制和采取措施，并给予 WTO 成员在协议的执行上有更多的灵活性。[3]因此，WTO 的目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渐进的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在自由化的进程中必须保护各成员方对贸易进行必要管制的自主权。为了分别实现这两个目标，WTO文件中分别创设了两套不同的规则：一类是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规则，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和非歧视原则等；另一类是保护成员方国内管制主权的规则，如 WTO 中的各种例外。然而，由于贸易自由化和国内管制主权之间存在某些天然的矛盾，在二者出现矛盾时应如何调和就成了 WTO 有关协定必须处理的问题，这正是必要性检验的价值所在。
WTO 相关协定中有许多条款都涉及必要性检验，其中较重要的有 GATT 第 20条（a）款和（b）款及（d）款、TBT 第 2 条第 2 款及第 5 款、SPS 第 2 条第 2 款及第 5 条第 6 款、GATS第 14 条和第 6 条第 4 款、TRIPS 协定第 3 条第 2 款和第 8 条第 1 款及第 27 条第 2 款等。其中有些条款至今未被诉诸 WTO 争端解决程序，没有发展出与其相关的司法解释；有的条款只有框架性的规定，其实际内涵还有待通过谈判确定，如 GATS 第 6 条第 4 款。
二、WTO法中必要性检验的要素
当成员采取一定措施来追求国内政策目标时，该措施的制定或维持可能因为具有贸易限制效果而引发其他成员对其的争议，因此，上述相关协定都要求成员在制定或维持某一措施时，该措施对贸易的限制必须是实现合法目标所必要的。从上述协定的相关规定可归纳出在进行必要性审查时，必须对以下三个要件进行审查：必要性检验的适用对象（成员的国内政策措施）、该措施拟实现的目标、该措施是否为实现该目标所必要。
（一）必要性检验的适用对象
因协定的不同，必要性检验的适用对象也不同。如在 GATT 中所规范的是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措施，而 GATS 所规范的是涉及服务贸易的措施。此外，就可能接受必要性审查的措施，有些协定并未作特别限制，如 GATT 第 20 条和 GATS 第 14 条；然而有些协定规定仅限于协定内某一部分措施，如 TBT 第 2 条第 2 款仅涉及对技术法规的必要性进行审查，GATS 第 6 条第 4 款是对与服务贸易有关的国内规章作了必要性审查要求。
在进行必要性检验时，争议措施是否违反 WTO 相关协定的规定已非重点，应着重于何者为待审理的措施。[4]以美国汽油案为例，该案的背景是：美国为改善空气污染及降低有毒气体排放对人类健康与环境的威胁，于 1990 年修改了 1963 年生效的《清洁空气法》，确定两项新的计划以保证燃烧汽油的排放不超过 1990 年的水平。该新法案适用于美国的炼油商、混合加工商和进口商，并授权环境保护署执行。为执行这两项计划，美国环境保护署于 1993 年 12 月 15 日制定发布了“汽油与汽油添加剂规则－改良汽油与普通汽油标准”（“汽油规则”），设定了两种基准来衡量汽油质量：一种是在企业 1990 年经营的汽油的质量数据的基础上为企业设定“企业单独基准”，其质量数据由企业自己提供；另一种是代表 1990 年汽油平均质量的“法定基准”。“汽油规则”规定，对 1990 年经营 6 个月以上的国内炼油商适用企业单独基准。如果某进口商同时是国外炼油商，当它 1990 年进口到美国的汽油中在数量上有 75%来自它在国外的炼油厂，就对其适用企业单独基准（所谓“75%规则”）。混合加工商或进口商如果无法使用第一种方法设定基准，就必须适用法定基准。对 1990 年经营不足 6 个月的国内炼油商和外国炼油商适用法定基准。
该案专家组认为依据汽油规则中的基准确立方法，进口商必须受法定基准的约束，而美国炼油商可以采用单独基准，因此该“基准确立方法”对进口汽油加以较不利待遇，违反 GATT 第 3 条第 4 款的规定。但是专家组在审议第 20 条（g）款时，却以该措施对进口汽油“较不利待遇”作为审查对象，看其主要目的是否为保存自然资源。事实上，在这里专家组所应审查的是“措施”（基准确立方法）是不是为保存自然资源，而非“较不利待遇”是不是为保存自然资源。专家组错误地审查 GATT 第 3 条第 4 款的法律认定结果（“较不利待遇”），而忽略了第 20 条前言中明白指出第 20 条（g）款的审查对象不是法律认定结果，而是“措施”本身。[5]
（二）政策目标
在确认受审查的客体及其范围后，接着就是要审查争议措施所隐含的政策目标，是否为 WTO 各协定所允许的合法目标。WTO 协定中关于必要性检验中的目标的规定各不相同，根据政策目标的规定方式，可以分为列举清单和例示清单。有的协定以列举清单的方式规定政策目标，争议贸易限制性措施所追求的目标必须限于规定中所明确列举的，而不能超出清单的范围，如 GATT 第 20 条和 GATS 第 14 条。有的协定以例示的方式规定政策目标，争议措施不限于清单中列明的那些，如 TBT 第 2 条第 2 款。
因为 WTO 成员在符合 WTO 协定各项规定的情况下，有权决定其政策目标而实施相关措施。而在无法符合 WTO 协定中关于必要性检验中的目标的规定时，必要性检验条款为这些违反 WTO 协定的措施获得正当化提供了依据。所以，必须审查成员方所称的政策目的是否与 WTO 协定中必要性检验条款所追求的目标吻合。
（三）必要性判断标准
当 WTO 成员方实行一违反 WTO 的贸易措施时，除该措施符合上述协定所规定的政策目标之外，该措施的执行对于目标的达成还必须具有必要性，即措施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必须符合“必要”的要求。
对于“必要”这一概念，在不同协定中可能措词不同，有些条文以“为保护……所必要的”（necessary to protect…）来表达，如 GATT 第 20 条（a）款和（b）款；有的条文措词为“不超过必要的贸易限制程度”（not more trade-restrictive than required），如 SPS第 5 条第 6 款；也有的条文规定“不超过所必要的负担程度”（not more burdensome than necessary），如 GATS 第 6 条第 4 款。
此外，各个协定中必要性概念所包含的条件和标准也不尽相同。SPS 第 5 条第 6 款要求争议的成员方的限制性政策措施是考虑到技术与经济可行性基础上合理可用的措施；而 TBT 第 2 条第 2 款要求审查争议的成员方的限制性政策措施是否超过必要贸易限制程度时，应考虑无法实现所可能产生的风险；另外 GATT 第 20 条要求争议的成员方的限制性政策措施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与之不同，在 SPS和 TBT 协定中，对争议的成员方的限制性政策措施是否是必要的判断标准，可能必须参考现有的相关国际标准，但对遵照国际标准的措施赋予不同的推定效果，SPS 协定是推定符合 SPS 协定和 GATT 的相关规定，TBT 则推定不至于造成国际贸易不必要的障碍。
三、GATT-WTO时期必要性判断标准的发展及评析
从 GATT 及 WTO 法规范的实践来看，上述三个要件中的必要性检验的适用对象与政策目标的认定较少有争议，最具争议的是必要性判断标准。从争端解决的实践看，必要性判断标准是变动的，美国 337 条款案最先建立“最低贸易限制”的要求；接着进展到韩国牛肉案时，又强调“合理可得”的概念，并对“合理可得”与否的判断以“权衡”的观念作为依据；再到了巴西轮胎案，必要性检验的判断标准，又转而贴近被诉方主观的认定，使得必要性认定结果越来越难预测，导致法律秩序的不安定。
（一）最少贸易限制理论
美国 337 条款案最先建立所谓必要性判断标准，专家组指出争议措施必须是“违反GATT 程度最低”或“贸易限制程度最低”的措施，[6]即所谓的“最低贸易限制要求”。专家组并没有正面说明何谓必要性，而是以反面比较是否具有替代措施的存在，来决定贸易措施的必要性。最少限制与合理可得性，是考虑替代措施是否真能剔除受质疑措施必要性的两项要件，同时具备者是首选的替代措施。当没有符合 GATT 规定并且是合理可得的替代措施存在，才考虑较少违反 GATT 规定的替代措施。判断较少违反 GATT 规定措施的基准限于其对贸易限制的影响。
根据美国 337 条款案的专家组所确立的必要性检验判断标准，如果一缔约方可以合理地期待使用其它替代措施，且该替代措施不违反 GATT 的其它规定，那么该缔约方不得主张其违反 GATT 其它规定的措施，是第 20 条意义下的“必要”措施。同理，如果一缔约方在合理情况下并无符合其它 GATT 规定的措施供其实施，该缔约方有义务在合理存在而可供选择的各种措施之间，使用与 GATT 抵触程度最低的措施。换言之，如果在合理的情况下，并无符合 GATT 规定的替代措施（或违反程度最低的替代措施），为实现政策目标，则认为争议措施是必要的。因此，就争议措施是否“必要”，必须审查是否存在贸易限制程度较争议措施更低的措施，此外还要审查该替代措施是否合理可用；如果替代措施同时符合贸易限制程度更低及合理可用的要件，那么争议措施将被裁定为不必要的。
（二）权衡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最少限制性判断标准成立后，韩国牛肉案上诉机构首次提出权衡的理念，并正面定义必要性判断标准。其表示贸易措施必要与否的判定，应配合贸易措施如何被使用而决定。所以，必要性不能单凭贸易措施的限制性而判断，即有所谓权衡过程的产生。当一措施不是“不可或缺”时，确定该措施是否是第 20 条（d）款所预期的“必要的”，必须依据具体案件中涉及的一系列因素来权衡。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该措施对执行争议法律和法规的贡献，争议法律和法规所保护的公众利益或公众价值的重要性，以及争议法律和法规对进口或出口所带来的影响。上诉机构重申美国 337 条款案中关于“必要”的适用标准，很明显，与 GATT 的另一规定不一致的措施，如果存在替代措施，可合理期望予以使用并不与 GATT 其他规定不符，则缔约方不能使该措施作为第 20 条（d）款意义上的“必要的”措施而获得正当性。同样，如果与 GATT 的其他规定一致的措施不是合理可用的，缔约方应采取违反程度最低的措施。上诉机构认为前述的权衡过程是用以判断在合理情况下，一成员方是否可选择其它不违反 WTO 规定的替代措施（或违反程度较低的替代措施）。[7]
GATS 第 14 条和 GATT 第 20 条一样，都是一般例外条款，两者的措词也大同小异，这两个条款都允许成员方为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而违背 GATS 或 GATT 协定下的其他实体义务。由于这两个条款的相似性，过去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对 GATT 第 20 条的分析对于解释 GATS 第 14 条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8]因此，美国博彩案中，上诉机构对GATS 第14 条中的必要性检验进行分析时，遵循了对 GATT 第 20 条必要性检验分析的路径。
根据这种将权衡纳入必要性检验的作法，就是要将争端案件的实际内容做整体性的考虑，这正是 WTO 宗旨与目的的体现。因为含有必要性判断标准的例外条款，其被订立的原因并不是允许在使贸易完全自由化的过程中出现可以被容忍的贸易保护情形，而是为了维护 WTO 协议前言所宣示的提高生活水平、可持续发展等贸易自由化以外的目标。倘若将必要性判断标准狭隘局限于贸易最少限制上，则势必无法完整成就 WTO 的目的。因此，例外条款不应被视为（本来也就不是）背离贸易自由主义的规范，其为 WTO 成员追求其它与贸易同等重要的国家政策目标，或履行其它国际法义务的豁免 WTO 涵盖协议义务的法规，构成成员在 WTO 所享有的权利；亦使成员在有人权、文化等特殊需要时，减免WTO 义务，化解各项国家义务的冲突。
早期运用最少限制手段作为必要性判断的标准，其实影响了 WTO 成员的内国管制自主权。例如泰国香烟案专家组间接从事成员方政策目的价值的判断并削弱 WTO 成员选择保护程度的权利，暗示着 WTO 成员采取贸易措施而带来的贸易影响若无法为专家组所接受，则将影响 WTO 成员追求非贸易目标的自由。[9]而在韩国牛肉案中上诉机构提出权衡概念后，巴西轮胎案裁决报告更突显出成员所追求目标，也就是内国管制目的的重要性。由该案裁决报告可见争端解决机构采取贴近巴西内国发展程度的观点，高度尊重巴西所欲追求的目标，甚至更严格认定替代措施的有效可得性。而且，成员的政策目的及其所追求的程度构成认定措施必要性的基础，故成员所用政策的目的是必要性检验的核心，因为目标的特性会影响成员以必要性检验条款合理化其措施的可能性。[10]也就是说，目的的重要性越小，越容易使专家组认为有可替代措施的存在。该案中，专家组将巴西不产生不必要废弃轮胎的政策目标内容狭义限缩于真正预防废弃轮胎产生，就使可替代措施的选择受到限制，[11]因为替代措施必须能达到成员方自订的目标，包括管制目的与保护的程度。而争端解决机构这种认定政策目标的裁量权也说明了必要性要件审查的不可预测性。[12]
（三）对必要性判断标准演变之评析
为保证成员方的非贸易政策目标不会因为 WTO 对贸易自由化的要求而受到阻碍，并同时保证成员方为追求该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措施不被滥用而成为保护主义手段，必要性检验作为平衡成员的政策自主权与自由贸易的工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必要性检验，审查成员方为追求某一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其所造成的贸易限制程度是否在达到所必要的范围之内，只有该措施没有超过必要的贸易限制程度，其才能取得正当性。
在 GATT\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对必要性判断标准，从美国 337 条款案提出最低贸易限制理论，以贴近司法自我克制主义的解释方法，谨慎求证是否具有必要性开始。而在韩国牛肉案之后，必要性判断标准呈现较弹性的方式来决定，贸易措施必要与否将受措施所追求目的的重要性、措施实现目的的贡献度以及措施所造成贸易限制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在个案的具体情况中决定必要性。美国博彩案中，GATS 第 14 条规定被认为具有与GATT 第 20 条规定类似的架构与宗旨目的，似乎显示出 WTO 涵盖协议下必要性判断标准应作相同的解释。而此种依照个案情况解释“必要性”的方式，似乎无法避免必要性判断标准的法律不确定性，更可以认为争端解决机构这种弹性做法，事实上正是司法积极主义解释方法的呈现，反映出争端解决机构的倾向。
在巴西轮胎案后，WTO 整体面临必要性判断标准内涵急速扩张的现实情况。争端解决机构所作的法律解释，至目前为止仅被认为具有个案适用的功能与价值，而未提供选择法律解释方法的指引。[13]所以，WTO 各协定必要性条款中必要性概念发展、演绎至今，解释必要性判断标准的意义虽仍属重要的课题，但已经无法持续侧重于采用何种解释方法的讨论。检验必要性的方法的内容才是影响 WTO 宗旨目的能否被维护的关键。必须以例外条款的目的与特性为出发点，检验措施的合目的性，从手段是否有助于达成目的的关联性中，建立相当因果关系，来解释必要性判断标准的概念。
四、结语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环境保护等非贸易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而必要性检验作为平衡贸易价值与非贸易价值的矛盾的有效工具也日益被各国所倚重。我国作为 WTO 中最大的发展中成员，理应对 WTO 协定中的必要性检验妥善地加以利用。一方面，为保护国内合法政策目标，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我国可以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但制定相关法律政策时应注意是否符合必要性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在其他成员以保护国内合法目标为名而行贸易保护之实，损害我国在 WTO 协定下的合法权益时，我国应积极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提起诉讼，并充分利用必要性检验对措施和目标之间的必要性要求，证明有关措施不是实现其合法目标所必要的。
注释:
作者简介：曾炜，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1]关于“necessity test”的中文名称，国内的翻译有“必需性测试”、“必要性标准”、“必需性测试”和“必要性测试”等。笔者认为“必要性检验”的称谓不仅可以反映有关成员方的措施须符合该标准和尺度这一静态结果，还可以体现对争议措施进行审查的动态过程，故本文采取“必要性检验”这一名称。
[2]Joel P. Trachtman，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 under GATS，NAFTA and the EC：A Regulatory Jurisdiction Analysis，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34，pp.37-55.
[3]张军旗、盛建：《WTO 补偿规则之改革建议剖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
[4]Deborah A. Osiro，GATT/WTO Necessity Analysis：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Autonomy of Domestic Regulation，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rgration （LIEI），2002，p. 123.
[5]US-Gasoline，Appellate Body Report，p.16.
[6]US-Section 337，GATT Panel Report，para. 5.26.
[7]Korea-Beef，Appellate Body Report，paras.162-167.
忻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忻州市政务公开暂行办法》的通知
山西省忻州市人民政府
忻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忻州市政务公开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局、办，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推进我市政务公开工作，提高行政效率，改进服务质量，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忻州市政务公开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OO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忻州市政务公开暂行办法
总 则
为了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规范我市政务公开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政务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向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公开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情况的活动。
第二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是政务公开义务人（以下简称政务公开义务人），应当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
第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是政务公开权利人（以下简称政务公开权利人）依法享有要求政务公开、获取政务信息的权利。
第四条 政务信息以公开为原则，应当遵循依法、真实、及时、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政务公开所需工作经费由各级财政承担。
第六条 本办法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政务公开领导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监察机关负责政务公开监督工作。
第七条 政务公开内容包括政务信息内容公开和行政审批事项办理过程公开。
凡与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有关的政务信息，均应主动公开。
（一）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任务目标及完成情况；
（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情况；
（三）政府机构的设置、调整及职责权限等；
（四）行政许可的设定、调整、取消以及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处罚、强制、裁决等行政职权的法律依据、受理条件、办事依据、办事程序、办事时限、收费标准和结果；
（五）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
（六）财政预算、决算执行情况及其管理体制；
（七）重大工作部署、改革措施和重大决策；
（八）税费征收和减免政策的执行情况；
（九）政府基金、重要专项经费的分配、使用，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乡镇筹资筹劳情况；
（十）政府采购计划及执行情况；
（十一）教育、科研、文化、体育、卫生等公用事业社会资金的筹集依据、管理与使用；
（十二）政府投资项目的立项实施、预算决算以及建成后的管理运营；
（十三）城乡规划、征地拆迁政策的执行情况；
（十四）国有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开发、使用权出让；
（十五）国有企业的设立、重组、改制、产权交易；
（十六）公务员的招录、政府组成人员的任免；
（十七）社会捐赠资金的分配使用；
（十八）救灾、救济款的筹集、管理与发放；
（十九）支农、扶贫、助残资金的筹集与使用；
（二十）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管理与使用；
（二十一）住房公积金的筹集、管理与使用；
（二十二）劳动就业与退役士兵、转业军人安置方案及实施情况；
（二十三）重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结果；
（二十四）重大决策或重大管理事项失误及责任追究情况；
（二十五）突发公共事件的预报、发生和处置情况；
（二十六）政府及其部门党风、政风、行风评议的情况与被评议单位的整改情况；
（二十七）服务承诺、便民措施及投诉处理途径；
（二十八）对工作人员的追究、党纪、政纪处理以及司法判决结果；
（二十九）审计部门应该向社会公开的审计结果；
（三十）乡（镇）政府贯彻落实解决省、市、县有关农村政策情况；
（三十一）行政机关负责政务公开的机构名称、地址、电话、办公时间、电子邮箱和其它联系方式；
（三十二）其它社会公众关注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政务信息；
（三十三）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公开的其它政务信息。
第八条 本单位对内公开事项
（一）本单位的财务收支情况与审计结果；
（二）本单位人员的录用、升降、任免、奖惩、交流、考核情况。
第九条 下列内容不予公开
（一）国家秘密和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
（二）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泄露的；
（三）依法受保护的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权造成不当侵害的；
（四）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
（五）公开后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安全的；
（六）法律法规禁止公开的其它事项。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主动公开的政务内容可采取以下形式公开：
（一）政府网站、地方报刊、电视、广播开设政务公开专栏；
（二）政府信息公告栏、电子屏幕和其它设施；
（三）邀请记者参加有关会议，定期举行新闻发布或新闻专访；
（四）政府的重大决策和改革措施，通过社会公示、听证和专家咨询论证以及邀请新闻媒体、社会代表旁听政府有关会议等形式对决策予以公开；
（五）在政务大厅公开办事依据、内容、标准和承办部门、服务承诺与投诉途径，并设立查阅处，提供查阅服务；
（六）市、县（市、区）长热线电话；
（七）实行市、县（市、区）领导接待日制度，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开门接访，健全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部门接待制度；
（八）其它形式。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应当根据本办法关于政务公开内容的规定编制和公开政务公开目录，政务公开目录必须包括政务公开事项期限和方式等内容。政务公开目录由人民政府编制的必须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由人民政府负责政务公开的主管部门编制的、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和监察机关备案。
第十二条 政务信息目录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和更新。
第十三条 对于日常工作内容的政务公开事项，实行定期公开信息，对于阶段性工作内容的事项，实行逐段、分步公开相关信息；对于临时性工作内容的事项，实行随时公开相关信息。
第十四条 对涉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要事项，实行决策公开，实施过程动态公开和实施结果公开。
第十五条 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必须于信息生成后20日内公开。
第十六条 政务公开权利人可以依照本规定向政务公开义务人提出申请，要求其公开除主动公开、不予公开的政务信息以外的其它信息，政务公开义务人应当按规定程序向申请人公开。
第十七条 政务公开权利人要求政务公开义务人提供信息的，可以向拥有该信息的政务公开义务人，以任何形式提出申请，政务公开义务人应当做好记录和备案。
第十八条 政务公开权利人要求政务公开义务人向其提供注册登记、税费缴纳、社会保障等与自身相关的政务信息的，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提交书面申请，并签字盖章。
第十九条 对于政务公开权利人已经申请要求公开的政务信息，政务公开义务人可根据实际情况答复处理。
（一）属于应主动公开范围的，必须告知申请人获取该信息的方法和途径；
（二）属于不公开范围的必须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告知不予公开的理由；
（三）依法申请公开的，必须按规定程序向其公开；
（四）政务公开权利人要求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本机关掌握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能够确定掌握该信息的具体单位的，必须告知其联系方法。
（五）政务公开权利人所申请公开的政务信息不存在或内容不明确，必须告知申请人并告知更改、补充申请。
第二十条 对政务公开义务人，收到申请后，对能够当场提供政务公开信息或者当场能够答复的，必须当场提供或者答复。不能当场提供和答复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答复，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不予答复的应当告知理由和法律援助途径。
第二十一条 政务公开权利人要求公开的政务信息，有涉及依法保护的商业秘密和依法保护的个人隐私，权利人同意公开，但影响第三方权益的，政务公开义务人必须征得第三方同意后方可公开。
第二十二条 政务公开权利人认为与自身相关的政务信息记录不准确、不全面或者不相关的，可以要求相关政务公开义务人予以更改，相关政务公开义务人经审查属实应当及时更改，不予更改的，必须说明理由和法律援助途径。
第二十三条 政务公开义务人在提供信息时，应尽可能为申请人提供方便条件，对有障碍的残疾申请人，要提供必须的帮助。
第二十四条 提供政务公开内容信息不得收取费用，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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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政务公开义务人答复申请人不予公开、不予提供的政务信息，不得再以有偿服务或者变相有偿服务的形式直接或间接提供。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以行政审批为主要内容的政务大厅（便民服务中心）。政务大厅是公开办事的有效载体。
第二十七条 政务大厅是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许可项目的审批办理场所。
第二十八条 各县（市、区）政务大厅原则上不设分厅，确因事项繁多，情形特殊，场地设施等不可抗拒因素需设分厅的，须报省行政审批管理部门同意，市人民政府批准方可设立。
第二十九条 政务大厅是本级政府直属机构，参照公务员管理。负责本级政府行政区域内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许可项目审批的统一管理，各级政务大厅负责人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兼任。
第三十条 政务大厅负责本区域行政审批事项的管理、协调、监督和服务，并对各级政务大厅、市直各分厅实行业务指导，双重管理，实施绩效考核，对联审、联批事项进行组织、协调、督办、催办。
第三十一条 各县（市、区）具有行政许可和非许可项目的部门必须在政务大厅设立窗口，承担本部门行政许可和非许可项目的审批和办理工作并接受政务大厅的统一管理。
第三十二条 各级各部门的行政许可和非许可项目，必须全部纳入所属政务大厅办理。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具有行政许可和非许可审批项目的部门，必须抽调本单位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作风正派、纪律严明、形象良好、具有独立审核、审批能力的公务员派驻政务大厅，履行和承担本单位行政许可项目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四条 派驻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在窗口工作时间必须在2年以上，以保证本部门在大厅窗口的稳定性。工作期满考核优秀同等条件下优先享受本部门的干部推荐和提拔录用。
第三十五条 进驻政务大厅窗口工作的各部门，必须以书面形式依法充分授权本部门驻政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以更好、更快履行本部门的行政审批职能。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即时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组织相关单位，对本辖区内的行政许可（非许可）项目进行清理，对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按即办件、承诺件、上报件、补办件、退办件、联办件进行科学划分，合理界定。
第三十七条 即办件必须由本级行政审批管理机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科学确认。凡是文本性审核，法律、法规没有具体规定由部门集体研究，技术论证，现场勘查的环节，都应作为即办件。
第三十八条 即办件实行直接办理制。承诺件实行限时办结制与超时默认制。上报件实行专人负责制。补办件实行一次性告知制。退办件实行明确答复制。联办件实行联合审批制。
第三十九条 各级政务大厅要认真履行职责，对驻厅工作人员要严格考核，实行定期通报制度。对违反工作纪律、审批制度，损害大厅形象的工作人员及时更换。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充分保障所属政务大厅运行与发展经费，对政务大厅工作人员给予适当的补助和津贴，并根据社会发展与本级财政状况递增。
第四十一条 进入政务大厅的行政审批事项，不得在原单位另行受理、审批。
第四十二条 各部门在办理审批事项时应统一使用政务大厅统一制作的格式文本。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三条 各行政许可审批部门的行政许可审批文件应由政务大厅会同各部门单独编号、编写。
第四十四条 各部门在办理行政许可和非许可事项时，应一律使用本单位的行政许可专用章，单位公章一般不再重复使用。行政许可审批专用章印模由政务大厅统一样式，实行职能部门和政务大厅双重管理。
第四十五条 各单位行政审批项目，在审批过程中，必须加盖×××市（县、区）政务大厅行政审批专用章方可有效并备案，留存。
第四十六条 各级政务大厅应逐步建立和完善网络审批与电子网络监控系统。
第四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必须成立政务公开领导组，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切实加强政务公开的组织领导。
第四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政务公开领导组办公室每年至少一次对辖区内各乡（镇）、各部门政务公开工作情况组织检查考核，并在媒体上公布考核结果。
第四十九条 政务公开工作情况检查考核结果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和党风廉政建设考核管理体系。
第五十条 政务公开权利人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务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一条 政务公开义务人应当及时受理、答复政务公开权利人对有关政务公开工作的举报、投诉，接受同级人大、政协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监督。
第五十二条 政务公开义务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察机关或者政务公开领导组办公室责令改正，情节严重，对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政务公开内容的；
（二）不及时更新政务公开内容的；
（三）不及时受理、答复政务公开权利人对有关政务公开工作的举报，投诉的；
（四）提供政务公开内容信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
（五）隐瞒、篡改、捏造或者毁灭政务公开内容的；
（六）不按规定在政务大厅受理和办理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
（七）在政务大厅以外的场所办理和审批行政许可事项的；
（八）在审批过程中，有故意刁难、吃、拿、卡、要行为之一的；
（九）经监察机关督促纠正拒不改正的；
（十）对投诉人、调查人员打击报复的。
第五十三条 其它违反本规定行为的、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务公开内容，使依法应受保护人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泄露，并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五十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各部门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组织实施本部门的政务公开工作。
第五十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企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政务公开领导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