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开展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开展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2年3月28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
汇发〔2002〕36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江苏、浙江、福建、陕西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
为方便境内居民个人办理因私购汇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自2002年4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开展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的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此次试点工作的银行为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参加试点的银行网点名单见附件一）。
二、凡参加此次试点工作的银行网点均须通过“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办理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各试点银行网点须将有关情况及时公告公众。
三、试点期间，参加试点工作的外汇局和外汇指定银行应严格按照《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实施细则》（见附件二）的规定办理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
四、此次开通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系统的网点机构应及时向所在地外汇局申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系统金融机构标识码及顺序号，并办理业务准入的相关手续。
五、试点地区外汇局要核实申办此项业务的银行网点是否已经开办了结售汇业务或是外币兑换业务；对既无结售汇业务又无外币兑换业务的，要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报告；对已开办了结售汇业务或是外币兑换业务的，要及时为其办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系统的金融机构标识码及顺序号。
六、各试点地区外汇局应对附件所列的银行进行业务及技术方面的检查，如确认试点银行与外汇局的系统不能联通，则应及时报告国家外汇管理局信息中心。
七、试点期间，各试点地区外汇局应加强对试点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试点银行业务人员的培训。试点期间如发现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司和信息中心反馈。
八、试点地区外汇局和试点银行收到文件后，请尽快转发所辖试点银行网点。特此通知。
经常项目司联系人：董英
联系电话： 68402156
信息中心联系人：雒力旭
联系电话： 68402121
国际收支司联系人：张生会
联系电话：68402318
附件：
一、《开通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业务的银行及下属机构名单》
附件一(1)：中国工商银行申请“个人购汇系统”试点网点名单
附件一(2)：中信实业银行申请“个人购汇系统”试点网点名单
附件一(3)：中国银行申请“个人购汇系统”试点网点名单
二、《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实施细则》
附件二：
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实施细则
（试点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方便境内居民个人因私用汇，提高银行的竞争能力，抑制外汇黑市，完善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境内居民个人”（以下简称居民个人）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人及未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持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定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因私购汇，仍按《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在原授权银行办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留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同胞不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银行”系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局批准或备案，经营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外汇指定银行，包括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
第四条 居民个人因私出境旅游（含港澳游）、朝觐、探亲会亲、境外就医、自费留学、商务考察、境外培训、被聘工作、缴纳境外国际组织会费、境外邮购、出境定居、境外直系亲属救助、国际交流等项下购汇，适用本细则。
第五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负责银行经营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批准或备案；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是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的管理机关，负责居民个人购汇业务的监督和管理。
第六条 银行办理居民个人因私购汇业务所需外汇须纳入银行结售汇业务头寸管理范畴之内。
第七条 外汇局对居民个人因私购汇业务实行限额及核销管理。在规定限额以内的，居民个人可以持规定的证明材料，直接到银行办理；购汇金额在规定限额以上的，居民个人应当持规定的证明材料向外汇局申请，由外汇局进行真实性审核，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和规定的证明材料到银行办理。
居民个人因私购汇后，应当在办理下一笔因私购汇前，就上一笔因私购汇办理核销手续，未办理因私购汇核销手续的，不得办理新的因私购汇。
第八条 外汇局通过建立“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个人购汇系统”），对居民个人因私购汇业务进行实时监管。
经营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银行，必须按外汇局要求使用个人购汇系统。
第二章 银行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准入与退出
第九条 银行开办、终止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应当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局批准或备案。
第十条 具备下列业务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银行，可以向外汇局申请经营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
（一）业务条件
1、具有结售汇业务（含外币兑换业务）经营资格；
2、具有三名(含三名)以上经外汇局考核合格、熟悉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从业人员；
3、具有外汇局认可的单证管理和会计核算等内控制度。
（二）技术条件
1、根据“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网络接入原则”（见附件1），建立与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网络连接。
2、遵守国家有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规定。
3、办理业务的计算机设备要满足“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对银行设备的要求”（见附件2）。
4、使用本系统的银行操作人员均须接受操作培训并取得资格。
5、办理业务的每家分支机构必须具备一名以上技术人员能维护系统正常运行。
第十一条 银行申请开办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应当向外汇局提交以下材料：
（一）经营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申请报告；
（二）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正本和副本复印件；
（三）具备资格的外汇从业人员的名单和履历；
（四）用于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相关单证式样及其管理制度；
（五）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会计核算制度；
（六）其它与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相关的规章制度；
（七）符合规定的技术条件的相关说明和材料。
银行的分支机构除提交上述文件和资料外，还应当提交其上级行同意其开办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文件。
第十二条 银行开办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必须由其总行向外汇局申请，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
银行的分支机构开办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应在其总行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后，持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件的复印件和本细则第十一条规定的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分局备案。
第十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收到银行总行开办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申请后，应当审核其相关的文件和材料，对符合规定的业务条件和技术条件的，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其核发批准件。
各外汇分局收到银行分支机构开办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文件后，应当审核其相应的材料，对符合规定的业务条件和技术条件的，自收到银行申请文件之日起一个月内，核准备案。
第十四条 银行主动终止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应当持下列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局批准：
（一）终止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申请报告；
（二）外汇局允许其开办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批准文件或备案证明；
（三）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的其它材料。
银行分支机构终止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还应当提交其上级行同意其终止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批准件。
第十五条 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各地外汇局应当撤销其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
（一）被中国人民银行吊销《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的；
（二）被外汇局取消结售汇业务经营资格的；
（三）银行总行被取消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经营资格的；
（四）丧失开办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的条件的；
（五）严重违反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管理规定的。
第三章 居民个人因私购汇业务管理
第十六条 居民个人办理因私购汇时，应当持书面申请及下列规定的证明材料
原件（本细则特殊指明复印件除外）及复印件向银行或外汇局申请。银行和外汇局应将复印件留存三年备查：
（一）旅游（含港澳游）：“境内居民因私出境旅游购汇单”、 经旅行社确认的“中
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团队名单表”。 护照及有效签证、身份证或户口簿。
（二）朝觐：省级宗教事务管理局文件、护照及有效签证、身份证或户口簿。
（三）探亲会亲：护照及有效签证、身份证或户口簿。
（四）境外就医：所在地区（市）级医院证明和境外医院接收证明、收费通知、护照及有效签证、身份证或户口簿。
（五）自费留学（含保证金）：
1、自费留学人员攻读大学预科以上学位购买第一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时，须提供护照及有效签证、明确写明姓名的攻读大学预科以上学位的正式录取通知书、收费通知书的翻译件、身份证或户口簿。如由其他人员代办，除上述有关凭证外，还须提供本人委托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及代办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如自费留学人员本人已注销户口的，凭当地公安机关证明办理。
2、自费留学人员攻读大学预科以上学位购买第二学年以后的学费和生活费时，须提供本年度收费通知单、上一学年的缴费证明、本人委托书、学生证等在读证明、护照及有效签证复印件。留学人员本人或代办人身份证或户口簿。
3、其他自费留学人员购汇时，须提供护照及有效签证、明确写明姓名的正式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及翻译件、身份证或户口簿。如由其他人员代办，除上述有关凭证外，还须提供本人委托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及代办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如自费留学人员本人已注销户口的，凭当地公安机关证明办理。
4、须交纳一定金额人民币保证金后才能取得留学签证的，须提供护照、明确写明姓名的攻读大学预科以上学位的正式录取通知书、收费通知书的翻译件、身份证或户口簿。银行在自费留学界面操作，在“签证”栏内加注“NO VISA”后，在备注栏中注明“保证金”。
（六）商务考察：护照及有效签证、身份证或户口簿。
（七）被聘工作：聘书、护照及有效签证、身份证或户口簿。
（八）缴纳境外国际组织会费：缴费通知、境外国际组织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
（九）境外邮购：广告、定单等收费凭证、身份证或户口簿。
（十）出境定居：护照及有效签证、身份证或户口簿。如本人已注销户口的，凭当地公安机关证明办理。
（十一）境外直系亲属救助：公安部门亲属（含夫妻）关系证明、公证机构有效证明、
境外使、领馆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
（十二）国际交流：邀请函、护照及有效签证、身份证或户口簿。
（十三）境外培训：培训相关文件、护照及有效签证、身份证或户口簿。
（十四）其它：其它相关有效凭证。
前往港澳地区无法提供护照和有效签证的，可提供住来港澳通行证及有权部门的有效签证。
第十七条 居民个人因私出境定居购汇，只能在首次出境前办理；居民个人境外直系亲属救助因私购汇，只能因境外直系亲属在境外发生重病、死亡和意外灾难时办理。
第十八条 个人购汇系统以居民身份证作为个人身份的唯一标识。没有身份证的居民个人（如军官、警官、16岁以下儿童）办理购汇时，应当提供军官证、警官证或其它有效身份证明。银行须按统一编码规则编码后录入系统。如身份证及编码出现重复，须由银行报所在地外汇局核准后，银行方能办理。
第十九条居民个人办理因私购汇时，根据相关费用证明购汇，金额在下列规定限额以内的，可以持本细则第十六条、第十八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
（一）旅游：等值2000美元（含2000美元，下同）；港澳游：1000美元（含1000美元，下同）；
（二）朝觐：等值2000美元；港澳地区1000美元；
（三）探亲会亲：等值2000美元；港澳地区等值1000美元；
（四）境外就医：等值2000美元；港澳地区等值1000美元；
（五）自费留学：大学预科以上（含预交保证金）每学年等值20000美元；大学预科以下等值2000美元。
（六）商务考察：等值2000美元；港澳地区等值1000美元；
（七）被聘工作：等值2000美元；港澳地区1000美元；
（八）缴纳国际组织会费：等值2000美元；
（九）境外邮购：等值1000美元；
（十）出境定居：等值2000美元；港澳地区1000美元；
（十一）境外直系亲属救助：等值1000美元；
（十二）国际交流：等值2000美元；港澳地区1000美元；
（十三）境外培训：等值2000美元；港澳地区1000美元；
（十四）其它：等值1000美元；
第二十条 14岁（含14岁）以下儿童因私购汇，按本细则第十九条规定限额减半执行。
第二十一条 居民个人因私购汇，购汇金额在本细则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限额以上的，应当持规定的证明材料向外汇局申请，由外汇局审核真实性后，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和规定的证明材料到银行办理。
第二十二条 居民个人向外汇局申请的，外汇局审核居民个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无误后，应当向居民个人核发核准件，同时，在系统中登录。外汇局的核准件自签发之日起，有效期为三个月。
第二十三条 居民个人因私购汇后，所购外汇可以汇出境外、可以持汇票、旅行支票、信用卡等携出境外，也可以提取外币现钞，但每次提取外币现钞的金额不得超过等值2000美元（含2000美元）。
居民个人因私购汇所购自费留学项下学费，只能直接汇往境外学校帐户，所购缴纳境外国际组织会费，只能直接汇往境外国际组织帐户，所购境外邮购外汇，只能直接汇往境外机构帐户，境外直系亲属救助所购外汇只能直接汇往境外个人帐户，不得提取外币现钞。
第二十四条 居民个人因私购汇后，所购外汇不得在境内转为存款。居民个人因私购汇，所购外汇汇往境外后，从境外退回的外汇必须结汇。居民个人因私购汇后，因故未出境的，所购外汇必须结汇。
第二十五条 居民个人因私购汇后，应当在下一次因私购汇前， 按下列规定
在银行办理因私购汇核销手续：
（一）居民个人有出境行为的旅游、朝觐、探亲会亲、境外就医、商务考察、被聘工作、国际交流、境外培训等项下因私购汇，凭边检部门在其护照上签注的出境或入境印章办理。
（二）居民个人境外邮购项下购汇，凭境外发票或收据办理。
（三）居民个人缴纳国际组织会费、境外直系亲属救助及“其它”项下因私购汇，银行为其办理售汇手续即视同自动核销。
（四）大学预科以上的自费留学凭上一学年的缴费证明和在读证明办理；大学预科以下的自费留学凭在读证明办理。预交保证金后获得有效留学签证的，凭上一学年的缴费证明和在读证明办理；未获得有效留学签证的，凭结汇证明办理。
（五）居民个人出境定居因私购汇不需办理核销。
第二十六条 居民个人办理因私购汇核销后，分局或银行应当将核销依据复印件、核销记录保存三年备查。
第二十七条 银行为居民个人办理因私售汇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通过个人购汇系统查询居民个人因私购汇核销情况和外汇局核准情况；（二）审核居民个人提供的证明材料；
（三）在个人购汇系统上登记购汇信息；
（四）通过个人购汇系统打印“购汇通知单”，作为会计凭证留存备查；
（五）将售汇数据和信息通过个人购汇系统传送外汇局。
第二十八条 银行为居民个人办理因私售汇时，应当区分各种情况，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对于没有未核销记录的，审核规定的证明材料无误后，为其办理售汇手续。（二)对于有未核销记录，但能够提供核销凭证的，先为其办理核销手续，再审核规定的证明材料无误后，为其办理售汇手续。
（三）对于有未核销记录的，但不能提供核销凭证的，要求其将上次所购外汇结汇，凭结汇水单和规定的证明材料重新办理因私购汇手续。在居民个人提供核销凭证办理完因私购汇核销手续前，或者将上次所购外汇结汇前，不得为其办理因私售汇手续。
（四）对于在规定限额之内的，审核规定的证明材料无误后，为其办理售汇手续。
（五）对于在规定限额以上，且居民个人提供了外汇局的核准件，在系统中业已查询到了外汇局核准件电子数据的，审核外汇局的核准件和规定的证明材料无误后，为其办理售汇手续。
（六）对于在规定限额以上，且提供了外汇局的核准件，但在系统中未查到相关外汇局核准件电子数据的，应当告之其到核发核准件的外汇局补录电子数据，不得为其直接办理售汇手续。
（七）对于在规定限额以上，但不能提供外汇局核准件的，应当告其向外汇局申请，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和规定的证明材料办理，不得直接为其办理售汇手续。
第二十九条 银行为居民个人办理售汇后，应当在居民个人护照或港澳通行证上加盖“已供汇”标志和售汇日期。
第三十条 银行为居民个人办理售汇时，应按银行当日外汇牌价兑换外汇；居民个人因私所购外汇为美元以外其它币种的，银行应按外汇局核定的内部统一折算率折算成美元，在个人购汇系统相关栏目中填注；居民个人因私购买多币种外汇的，银行应当按外汇局核定的内部统一折算率将其它币种的外汇折算成美元，在个人购汇系统“购汇金额”栏目中只填注美元金额，但按实际购汇币种办理售汇。
第三十一条 居民个人因私购汇后外汇汇往国或地区原则上应与其出境前往国或地区一致。如不一致，银行应当要求居民个人说明原因，并在系统备注栏中注明。
第三十二条 银行应在每月初10日内将上月居民个人售汇情况统计表（月报）、异常情况逐笔汇总报表报所在地外汇局（表样见附件）。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银行和居民个人应当按照本细则规定办理因私购汇业务，对违反本细则规定的，由外汇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四条 银行应当加强对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人员的管理，对业务人员脱离系统进行居民个人因私售汇操作情节严重的，外汇局可以暂停或终止该银行居民个人因私售汇业务经营资格。
第三十五条 当系统出现故障时，由外汇局正式通知银行启动业务应急方案。启动业务应急方案期间外汇局可以在每个地区指定一家银行办理居民个人因私购汇业务。恢复系统后外汇局应正式通知各银行恢复系统运行。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细则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以前规定与本细则相有抵触的，按本细则规定执行。
附件：
1、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网络接入原则
2、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对银行设备的要求
3、报表样式
附件1：
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网络接入原则
一、网络结构
1.1商业银行网点通过银行内部网连接到其总行或数据中心。
1.2商业银行总行或数据中心从外汇局设置的一个或几个接入点接入“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
二、互联协议
2.1链路层：采用PPP协议，或者HDLC协议。
2.2网络层：采用TCP/IP协议。
三、互联编址原则
3.1各银行联接到外汇局“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设备的IP地址及网络互联地址，由外汇管理局统一编码。
四、网络可靠性
4.1商业银行必须使用可靠的线路及设备接入“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
本系统以专线为主，在适当的时候，提供ISDN或其它线路的备份方式。
4.2对办理个人购汇业务营业网点数目超过50家（暂定）的商业银行，要求通过两条不同路径接入。在系统建设初期，以一条路径为主，另一条用作备份。银行内部网及接入网须采取可靠的网络备份方案。
4.3商业银行负责与电信服务商签订接入“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的线路租用合同，同时负责线路的测试、连通工作，保证线路的服务与质量。
4.4商业银行有义务与外汇局合作，共同保证接入网的正常运行，外汇局有权对与外汇局直接相连的网络设备进行监测。
五、网络安全性原则
5.1外汇局负责外汇局端的网络与系统的安全。
5.2商业银行负责银行内部网络、系统以及相关设备的安全。
5.3安全性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要逐步进行实施。商业银行需根据外汇局实施网络安全的要求，增加并配置符合外汇局安全规划的相关产品和措施。
六、相关联网设备配置及要求
6.1商业银行与外汇局的联网设备应尽可能一致，便于网络连接及管理。
6.2银行联网设备配置：
外汇局向银行提供“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完成一笔交易的数据流量：
最大页面120K字节，平均页面40K字节，最高点击次数7次，平均点击次数4次。银行根据自己每天/每小时/每秒的交易量，参考以上提供的每笔交易流量合理配置代理服务器、路由器、申请专线带宽以及相关的联网设备。
七、实施要求
7.1各银行在正式申请联网前，须根据上述原则制定自己的“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网络详细接入方案并报外汇局信息中心。
附件2：
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对银行设备的要求
“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采用Web模式，银行通过IE浏览器进行业务操作。
要求业务用机必须专机专用，保证个人购汇系统的正常运行。机器配置要能支持800×600的显示分辨率，浏览器采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0或与其兼容的高版本软件，操作系统建议使用Microsoft Windows 98。
侦查构造基本问题探究*
郑铭勋**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内容提要：本文对侦查构造的基本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侦查构造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审问式侦查构造与对抗式侦查构造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对我国侦查构造的特点和缺陷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重塑我国侦查构造的构想。
关键词：诉讼构造 侦查构造 重塑构想
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诉讼特性，这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已成为一种共识。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侦查程序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从技术层面来分析侦查制度，缺乏整体构造上的分析，以致于陷入到一些非常具体的程序环节问题上，而忽略了一些更具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本文借用诉讼构造论的原理将侦查置于整个刑事程序之中，对侦查程序中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系统考察，试图通过对侦查构造基本理论的探讨，切实体现侦查的诉讼特性，以推进我国侦查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侦查构造的基本含义
侦查构造在国内还算是一个较为新鲜的用语，以往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大多称之为侦查模式、侦查结构。 并且大多是在涉及侦查程序时顺便提及，却鲜有对其直接定义的。然而对任何事物的研究，首先应当从对其定义的认识开始。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侦查程序置于整个刑事程序中，通过对刑事诉讼构造理论和侦查程序特性的深入分析，准确界定侦查构造的含义。
刑事诉讼构造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界学者通过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构造理论和美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而提出的以刑事诉讼中不同诉讼职能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李心鉴博士认为，所谓刑事诉讼构造是指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并由主要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中的诉讼基本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1](P7)这一论述揭示了刑事诉讼构造的主体、内容、制约因素和表现方式。宋英辉教授认为，所谓刑事诉讼构造，是指刑事诉讼各构成要素即控诉、辩护、裁判诸项基本职能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格局，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手段。[2](P152)另外，他还提出了“刑事诉讼构造对于提出和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制约作用”的观点。显然，宋英辉教授在基本肯定李心鉴博士刑事诉讼构造论的同时，注意到了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辨证关系，即刑事诉讼目的决定刑事诉讼构造，刑事诉讼构造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刑事诉讼目的。随着刑事诉讼构造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有学者提出对于刑事诉讼构造的研究不应孤立地进行，而应与诸如刑事诉讼阶段、刑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职能等理论范畴的研究结合起来。[3](P127)按照这一思路，将侦查程序置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对侦查程序中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系统考察和研究，“侦查构造”这一概念也就应运而生。
现代各国基本上都抛弃了那种将刑事侦查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程序，将国家追究公民刑事责任的活动纳入诉讼的运行轨道。[4]结合侦查程序的这一“诉讼”特性，笔者认为，所谓侦查构造应是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而形成的，由一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行使不同诉讼职能的主体在刑事侦查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首先，侦查构造是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而形成的，由一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
前文已详细阐述了刑事诉讼构造在形成侦查构造中的基础作用，在此不再赘述。笔者着重探讨侦查目的对侦查构造的决定作用。
侦查目的就是以观念形式存在和表达的国家进行侦查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基于对侦查活动及其固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的关于侦查结果的构想。相对于侦查构造而言，侦查目的是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侦查构造的建构总是基于实现一定侦查目的的需要，从这一方面来看，侦查目的是侦查构造的基点，它直接决定着侦查构造的类型、内容和规模。[5]同时，侦查构造是实现侦查目的的手段和方式，是为侦查目的服务的。另一方面，侦查目的的提出和实现要考虑一国设计和建立侦查构造的现实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说，侦查构造对侦查目的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侦查目的是刑事诉讼目的在侦查阶段的具体体现，因此从总体上说，侦查目的也是为了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侦查目的在惩罚和保障上的倾向，决定着侦查构造的类型。由于追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为了控制犯罪，往往伴随着强制力的行使，这就使得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显得更为重要。可以说“侦查阶段是刑事程序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利益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6](P112)这就要求各国根据各自的历史传统、法律观念及现实需要确立相应的侦查构造，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均衡。
其次，侦查构造的主体是侦查程序中行使控诉、辩护、裁判职能的三方诉讼主体。
刑事侦查程序的“诉讼”状态需要通过“三方组合”来体现，[7]这就必然要求侦查构造具备行使控诉、辩护、裁判职能的诉讼主体。侦查程序中存在控诉和辩护主体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是否存在裁判方、裁判方为谁的问题具有着较大的争议。传统理论认为，侦查程序中并不存在具有裁判性质的中立方。但是最初提出侦查构造化观点的团藤重光教授认为“侦查诉讼性构造与审判程序相同，即是由法院、侦查机关、被疑人（包括辩护人）的三面关系构成的”。[8](P213)石川才显教授提出的新的侦查构造化观点认为“侦查程序构造与审判程序构造有所不同，即是由检察官（准司法官性质）、司法警察职员（包括特别司法警察职员）、被疑人及辩护人这三方面关系构成”。[9]尽管二者观点有所不同，但都确认了侦查构造中的裁判方。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侦查程序中不存在裁判权主体。随着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学者认识到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等诉讼活动可视为对侦查活动的准司法控制，从而中国的侦查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了控诉、辩护、裁判三方法律关系。
世界各国，侦查构造的控诉权主体一般包括警察和检察官，在大多数国家还设有其它机构承担控诉职能。但从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侦查程序中警察和检察官承担着基本的和主要的控诉职能。可见，警察和检察官在侦查程序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对侦查构造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考察各国的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实践，在处理警检关系（侦诉关系）方面主要存在着警检分立模式、警检结合模式。[10]我国侦查程序中的警检关系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基础之上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模式。然而从完善刑事诉讼立法和改进刑事审前程序具体运作的角度，我国的这种模式尚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之处，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检察官对警察的制约作用，建立警检一体化的运作机制。
侦查构造中的辩护权主体是处于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基于权利保障和程序正义的理念，现代各国刑事程序普遍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及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赋予嫌疑人广泛的辩护权利并规定了保障制度。侦查程序作为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确立嫌疑人的辩护权主体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世界各国普遍确认了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由此产生的沉默权制度，扩大辩护律师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从而使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尽可能地与控诉方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切实保障其权益。
侦查构造的裁判权主体作为颇具争议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因侦查程序设置的差异而有较大差别。一般来说，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侦查程序中的裁判权主体通常由法官担当，大多数国家普遍确立了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机制。但在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侦查程序中真正意义上担任裁判职能的是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检察官。虽然在诉讼理论上，并不将检察官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具有典型特征的裁判权主体，但并不能排除检察官作为裁判权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事实。然而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也表明，根据程序主义的理性要求，在侦查程序中，作为原则，凡依法应予裁判的事项，均应由法官作为裁判权主体，仅此才能使侦查构造趋于完善。
再次，侦查构造的内容是侦查程序中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在侦查程序中，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直接体现了刑事侦查构造的内容，这可以通过对刑事侦查构造各种类型基本内容的考察来证实。审问式侦查构造强调作为国家专门机关的控诉方和裁判方在诉讼中的主导作用。侦查过程中，控诉方（侦查机关）在行使权利时享有较大的范围和自由，不仅一般的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甚至连一些强制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的采用也由侦查机关决定。只有在适用强行侦查措施，尤其是直接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措施时，才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批准。可见，侦查控制的范围相当有限。同时，辩护方并不享有与控诉方对等的诉讼权利，而只能在服从专门机关职权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防御活动，因此往往沦为诉讼的客体。在对抗式侦查构造中，控诉、辩护双方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辩护方享有一系列对抗控诉方追诉的保障性权利，如沉默权、律师帮助权和保释权等。法官作为第三者介入，对控诉方所采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进行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对侦查活动的开展进行监督和制约；同时，辩护方还可以向法官申请人身保护令，以维护其诉讼主体地位。由此可见，各种类型的侦查构造都是以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为内容的，而且侦查构造类型的区分也正是以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为标准的。
二、侦查构造的基本类型
既然现代刑事诉讼中存在两种典型的诉讼构造，并且侦查目的与诉讼构造具有对应性，那么从理论上讲，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及侦查目的，侦查构造也就存在两种基本类型：由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构造及倾向于控制犯罪的侦查目的所决定的审问式侦查构造和由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及倾向于保障人权的侦查目的所决定的对抗式侦查构造。 另外，国内法学界还有学者提出“一步式侦查构造和二步式侦查构造”、[11](P72)“由供到证侦查构造和由证到供侦查构造”[12](P100)的划分，但这些都不过是不同刑事诉讼制度下的侦查构造经过简化和抽象所具有的侦查样式。笔者在此仅对刑事侦查构造的基本类型即审问式侦查构造与对抗式侦查构造进行探讨。
审问式侦查构造强调实体真实的发现及以此为目的的侦查裁量权，注重发挥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用，而不重视嫌疑人的积极性。它主要适用于大陆法系国家，其主要特征是：其一，侦查机关为查明案情，控制犯罪而拥有较大的权力。一方面，侦查机关不仅有权采取广泛的一般性侦查手段，包括讯问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和鉴定等；另一方面，侦查机关可以采取一系列强制侦查手段，如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从而获得直接控制和了解嫌疑人及其犯罪情况的有效方式，并且强制侦查手段的幅度一般也比较大。此外，侦查机关还可采取一定的秘密侦查手段，包括秘密搜查、电子监控、邮检等。其二，侦查机关行使权力时有较大的自由。为保证侦查效能，虽然不反对由其他司法机构监督、制约侦查活动，但立法和司法实践事实上并不强调侦查控制。一般的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秘密侦查手段，如秘密搜查的实施，通常也不由法官或检察官批准。只有强行侦查手段，尤其是直接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措施的适用才需经过法官或检察官批准。不仅侦查控制的范围极其有限，而且侦查手段的运用条件也相当宽松。因此可以说，侦查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是审问式侦查构造的显著特征。其三，严格限制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在整个侦查阶段，嫌疑人处于客体的地位，与侦查机关的地位不平等、权利不对等。一般情况下，嫌疑人的沉默权受到否认或限制，律师的介入及其享有的权利亦大多受到排斥，并且嫌疑人通常还处于羁押状态，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诉讼权利的行使。
通过对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构造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审问式侦查构造的确立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和理论基础的。[13](P108)首先，它是发现实体真实的客观需要。揭露和证实犯罪是一个对历史性事件回朔证明的艰难过程。为了发现实体真实，就必须强化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赋予其较大的权力，减少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同时弱化嫌疑人的防护手段及其防御能力。其次，是控制犯罪的必然要求。无论是从制止犯罪还是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看，赋予侦查机关较大的权力和自由并且实行较为宽松的侦查手段适用条件都是十分必要的。再次，是基于国民对国家权利的信任。实行审问式侦查构造的国家，一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其公共权力比较强大且运作有效，政府的作用广泛、积极，公众对社会安全和秩序的需要非常强烈。为此，社会信任并愿意赋予侦查机关广泛的权力。
对抗式侦查构造主要适用于英美法系国家，其本质在于引进刑事审判方式的当事人主义，强调侦查活动的基础内容是侦查机关和嫌疑人双方作为平等的主体对立、抗争，主张法官以第三者身份介入侦查程序，监督、制约侦查活动的进程。具体而言，其基本特征表现在：其一，强调侦查机关与嫌疑人诉讼地位的平等性、对抗性，强化嫌疑人一方的诉讼地位和诉讼能力，这主要通过对嫌疑人享有的沉默权、律师帮助权及保释权的确认来体现。其二，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令状主义”，同时大多还确立了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机制。在侦查阶段，法官对强行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的采用拥有广泛的决定权和司法审查权。可见，对抗式侦查构造是侦查程序当事人主义化的结果，其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点有两个：[13](P113)一是公民权利观念。英美法系国家认为，每个公民都拥有一些基本权利不容侵犯，尤其是人身权和财产权更是如此。在侦查程序中，嫌疑人在法院最终判决前被推定为无罪，当然享有公民的权利，政府机关应予以尊重，凡是关系公民隐私和自由的侦查手段都应受到严格限制，并赋予嫌疑人以沉默权、律师帮助权等保护自己的有效方式。二是政府权力有限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14](P154)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利约束权力。侦查程序也许比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更多地涉及使用国家权力和权威来控制个人的行为，这就有必要明确规定侦查机关的权力范围和行为限度，并对侦查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对抗式侦查构造普遍确立了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机制。
比较审问式侦查构造与对抗式侦查构造，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侦查的终极性追求上有所不同，因而在实际运用中产生了不同的侦查效果。审问式侦查构造倾向于控制犯罪，具有预备裁判性、权力集中性和单向的职权调查性的特征，[15](P14)因而具有较强的事实发现能力和较高的侦查效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嫌疑人权利的保障；而对抗式侦查构造则倾向于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强调侦查的审判准备性、权力分散性和当事人主义的双向调查性，[15](P18)符合正当程序的理念，但过于注重侦查控制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事实真相的发现和侦查效率。由此可见，二者各有优劣，我们不能一味地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侦查构造。但从长远来看，对抗式侦查构造更为符合人类诉讼发展的规律。现代审问式侦查构造与对抗式侦查构造互有吸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但并未超同。世界各国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法律观念及现实需要，大多是以一种典型侦查构造为主，适当吸收另一种构造的合理因素而形成自己的侦查构造。[16](P312)其中，日本由于在二战后受美国法的影响，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构造，在侦查构造上亦独树一帜，扬二者之长，弃二者之短，形成了以对抗式侦查构造为主，审问式侦查构造为辅的侦查构造。故其构造类型更具合理性，值得我国重朔刑事侦查构造时借鉴。
三、中国侦查构造的反思与重塑
由于中国的刑事诉讼具有一种“流水作业式”的整体构造，这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审判中心式”的诉讼构造形成了鲜明对比。[3](P220-242)作为其中的第一道工序，侦查程序并不与审查起诉、裁判程序居于同等的地位，而往往成为整个诉讼过程的中心。从此意义上说，我国的侦查构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嫌疑人的命运。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侦查构造的特点进行分析，并针对其中存在的缺陷重塑我国的侦查构造，从而推动我国侦查制度的不断完善。
从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来看，设计者的意图原本是想改变“超职权主义”的现状，把刑事诉讼活动的构造转变为当事人主义，为此，在审判阶段注入了“对抗式”理念，基本上形成了对抗式的审判构造。但是立法者在设计侦查构造时，又考虑到目前我国刑事犯罪形势的严峻性、社会舆论的压力、执法人员的素质以及改革的需要等诸因素，而过多地保留了“职权主义”的色彩。从整体上看，我国侦查构造虽然也包含一些对抗式成分，但基本上仍是属于审问式的。具体来说，我国侦查构造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中国实行由公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及军队保卫部门等）和检察机关分别独立行使侦查权的制度。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活动由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按照一定的立案管辖分工共同承担，并且公安机关在侦查中不受检察机关的领导、指挥。对于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除了在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等诸环节上可以进行事后审查，行使法律监督职能以外，一般并不采取任何具体的同步侦查行为。第二，中国的侦查活动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侦查机关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和自由。在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进行的专门调查和强制措施的实施都不按照开庭听审的方式进行，而是遵循行政活动的运作方式，并且所有侦查活动都由侦查机关采取秘密的方式依职权主动进行，侦查机关所采取的几乎所有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全部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自己执行。可以说，中国的侦查活动完全是在中立司法机构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与司法授权机制。虽然在侦查过程中存在侦查机关的内部制约 及检察机关通过法律监督途径对侦查活动的控制，但从实质上讲，这并不符合侦查诉讼状态的要求，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凑效。第三，严格意义上说，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不具有同等地位。 从理论上讲，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处于当事人的地位，享有包括辩护权在内的一系列诉讼权利。但是与西方各国相比，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相反，其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尽管立法者的本意是要求嫌疑人向侦查人员如实地作出有罪的供述和无罪的辩解，但不幸的是，这里的“如实陈述”经常演化为嫌疑人对犯罪事实的“如实供述”。因此所谓“如实陈述”在司法实践中就不得不转化为“如实供述有罪”的义务。这显然违背了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人员第一次讯问之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但是这时接受嫌疑人委托参与侦查活动的律师在法律上还不具有“辩护人”的地位，其在侦查阶段享有的权利仅限于会见嫌疑人、了解罪名、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并且其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还受到法律、司法解释及各种不成文的惯例的严格制约，这就使得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大大削弱。另外，由于侦查活动自始至终都由侦查机关主导着，嫌疑人不享有与之对等的调查取证权，并且嫌疑人通常处于羁押的状态。无庸置疑，在侦查程序中，嫌疑人只是处于一种接受审查的被动地位，其行使的诉讼权利相当有限。
从以上对我国侦查构造特点的分析来看，我国的侦查机关的权力过于强大，侦查程序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使得应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本来应由不享有侦查职责的司法机构实施的司法审查活动，却由侦查机关负责人或者检察机关进行授权和审查。同时嫌疑人承担着被迫自证其罪的义务，有限范围内参与侦查活动的律师提供的帮助极为有限，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受到极大的削弱。正是这些侦查构造方面的缺陷使得中国侦查程序的实际运作情况越来越走向其制度设计的反面，背离了立法者本来的意图。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多地借鉴对抗式侦查构造的合理因素，尤其是日本在建构新的侦查构造过程中的成功经验，重塑我国的侦查构造。笔者认为，改进和完善我国现有侦查构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应当重新配置侦查机关的侦查权限和范围，确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检警一体化模式。从立法上看，我国的侦查权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独立行使，这使得我国侦查权的分配存在两大弊端：[17]一是侦查权的多头分配导致了权力运作的分散，这大大加重了侦查权行使的行政化气息，也不符合权力运行的经济学原理；二是检察机关负责的自侦案件过多。我国立法把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司法机关，但却肩负着大量的侦查职能，而没有赋予其足够的侦查监督权，这就大大削弱了其作为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由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将我国的侦查权进一步集中到公安机关身上，尽量由公安机关来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只是在严格的条件下（需立法明确规定）保留非常少量的侦查权，同时加大检察机关对侦查的监督和制约，形成检察引导侦查的检警一体化模式。只有如此，才能完善我国的检警关系，合理配置侦查权限和范围。
其次，应建立司法审查和司法授权机制，以适当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加强侦查控制。由于我国侦查程序中缺乏中立的裁判者，对侦查机关实施的活动进行审查和授权，使得几乎所有的侦查措施和手段的采取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侦查机关滥用权力，甚至随意侵害嫌疑人的情况发生。因此笔者建议在我国设置专门的审查法官，赋予其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职权，以加强外在的侦查控制。一方面要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对于直接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其他权利的重大强行侦查手段，包括搜查、扣押、逮捕等都应由中立的审查法官审查后发布许可令状方可实施。只有在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才可以先行实施侦查行为，但事后也须接受审查法官的司法审查。另一方面，应实行侦查控制的严格化。不仅应明确规定采取重大侦查手段的适当标准，以改变当前多数诉讼手段无适用标准或适用标准过低的状况，而且应严格侦查手段的适用程序。当然，对于这里的司法监督可以和上文提到的检察监督在立法中加以技术性区分，使两者相得益彰，以更好地实现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制约。
再次，应加强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和能力，并设立一系列相应的保障性措施。其一，应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赋予嫌疑人沉默权。可以说，这是嫌疑人得以对抗强大的侦查机关的底线，是其是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18](P219)同时沉默权的确立亦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所规定的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的要求，顺应了诉讼规律发展的国际趋势，有利于加强嫌疑人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我国侦查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其二，应扩大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范围和诉讼权利，以保障嫌疑人所享有的律师帮助权。目前，在侦查阶段，我国律师的参与范围极其有限，并且其为立法所确立的权利往往也受到限制。因此，就有必要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扩大其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范围，强化其诉讼权利。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赋予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调查取证权，以实现侦查的诉讼化。当然这种调查取证权应是有限的，不能具有国家机关才能具有的强制性。同时也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实施侦查行为，尤其是讯问时的在场权，因为侦查机关因其追诉犯罪的职业倾向，在进行侦查行为时，往往只注意不利于嫌疑人的证据，而忽视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律师在场可使控诉证据和辩护证据都得到重视，也可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等现象的发生，切实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也应当通过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以使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切实得到保障。其三，应扩大侦查阶段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设立保释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应是例外的措施，而不是常规的措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所采取的，绝大多数被告人应在被释放的状态下等待审判。”[19](P193)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羁押却成为常规，这对于嫌疑人行使辩护权极为不利。因此我国应建立类似于国外的保释制度，把特定条件下的保释规定为嫌疑人的权利和审查法官的义务，从而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同时，我国也可以立足于司法现实，借鉴国外的作法，建立“人身保护令”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以进一步保障侦查程序中嫌疑人的权利，强化其诉讼主体地位。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对重塑我国侦查构造所提出的一些构想，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况且制度背后的价值理念可能长期存在并牵制着新的制度的实施。因此，改革中国侦查构造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变更这种与不科学的侦查构造密切相连的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并通过一系列完善措施的实施，才能形成合理的侦查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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