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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刑法第196条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的四种表现形式。其中实践中“恶意透支”型的犯罪在实践中较为常见，但由于对刑法中的“恶意透支”的理解不同，使得本罪在理论上存在较多的争议，故有必要予以研究。

　　一、恶意透支的刑法解读

　　所谓透支，是指持卡人在其信用卡账户无存款或存款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信用卡从发卡银行获取短期、小额贷款用于消费的行为。在正常的信用卡交易中，持卡人进行透支，既为发卡行所允许，也为法律所保护。而不当的透支行为，则危及银行资金安全，破坏信用卡管理制度，需要通过刑法予以规制。学界对恶意透支行为产生争议的原因主要是将日常生活中对“透支”的理解带到刑法中。

　　笔者认为，刑法上的恶意透支包括两个行为:一是违规透支行为，二是催收不还行为，二者前后相继，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刑法上的恶意透支。而其中的“恶意”不仅体现在第一个行为上，更体现在第二个行为上。详言之，构成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关键并不在于“透支”时是否“恶意”，而在于透支后，经催收的“不归还”是否是“恶意”，因为就算“透支”时是“恶意”的，但此后予以归还的，根本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恶意透支”，也当然不构成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因此，刑法上“恶意透支”的本质在于“恶意”(非法占有目的)地“不归还”，而不是“恶意”地“透支”。

　　二、“恶意透支”中的“催收不还”

　　“催收不还”指的是刑法所规定的“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所谓“催收不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主体实施的两个不同的行为，即银行的催收行为和持卡人的不归还行为。那么，对催收不还应当如何理解?

　　首先是“不归还”的理解:正如上文所说，“恶意透支”中的“不归还”是指的恶意不还。“不归还”既是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也是行为人主观恶意的体现。实践中，持卡人刷卡透支是一个完全正常且合法的行为，即使透支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此后将透支款项归还的，并未给银行造成任何损失，没有必要以犯罪论处。如果仅凭透支时的“恶意”就定罪的话，对于信用卡持卡人要求过高，持卡人承担的法律风险过大，而这当然会抑制信用卡的使用，也不利于银行信用卡业务的发展。

　　其次是“催收”的理解。“催收”是银行的行为，而银行是“恶意透支”的被害人，将“催收”作为“恶意透支”的要件，似乎意味着构成犯罪取决于被害人的行为，而不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这恐怕并不合理。因此，笔者认为，刑法中恶意透支可以定义为“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拒不归还的行为”。同时在司法解释中，可以将“催收不还”作为以“非法占有目的”而“拒不归还”的典型形式之一。这样既不会否定“催收不还”在刑法中的意义，也有利于对透支后逃匿等逃避银行催收情况的处理。

　　三、对“恶意透支”宜单独定罪

　　现行刑法将恶意透支作为信用卡诈骗罪的情形之一，除此以外，信用卡诈骗罪还包括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等情形。笔者认为使用型的信用卡诈骗罪与恶意透支存在明显区别，所以有必要将恶意透支行为独立成罪。

　　首先，二者的区别明显，表现在:1.在犯罪主体上，前者是非法持卡人所为，包括骗领信用卡的人;恶意透支的主体主要是合法持卡人，在共同犯罪中包括同伙。2.在犯罪主观方面上，前者的主观方面可以由行为本身来体现，故无须特别规定或确认非法占有目的;而恶意透支必须确认非法占有目的，不能由客观方面进行推定。3.从司法认定的角度来看，前者在行为实施后便直接构成刑事法律关系;恶意透支有一个从民事法律关系转化为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

　　其次，笔者认为恶意透支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信用卡诈骗罪主要在于它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特征。理论上认为，诈骗罪的基本特征在于行为人实施欺诈而使他人陷入错误，并基于认识错误而交付财物。但合法持卡人透支时，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均难以认定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退一步说，就算行为人隐瞒自己非法占有的目的进行透支属于欺诈，也不能认为对方(特约商户)基于欺诈陷入认识错误而交付财产，因为特约商户在行为人刷卡透支时，并没有义务审查也无需考虑持卡人内心是“善意”还是“恶意”，换句话说，行为人是否隐瞒自己的内心意思，根本不会产生使特约商户陷入认识错误的问题。

　　再次，正如前文所说，刑法中的“恶意透支”的“恶意”关键在于“恶意”的“不还”，而不是“恶意”的“透支”。因为透支后归还的，不管透支时是否是“恶意”，都不构成犯罪。从这个角度看，“恶意透支”型犯罪实际上是典型的不作为犯罪，其行为方式表现为透支后拒不退还。而其他形式的信用卡诈骗罪均以此作为典型形态。

　　最后，将恶意透支单独定罪，有助于一些问题的处理。比如有学者持机器不能被骗，被骗的只能是人的观点，据此将恶意透支分为通过特约商户透支和通过自动取款机透支。前者可以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恶意透支型)，后者则根据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在领取信用卡时就有恶意透支的意图，然后在自动取款机上恶意透支，经发卡银行催收不还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二是行为人申领时没有实施欺骗行为，只是后来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从自动取款机上恶意透支，由于机器不存在被骗的问题，所以只能认定为盗窃罪。笔者认为，同样是恶意透支行为，如此区别对待确有些“简单问题复杂化”。而且如果对后一种情况定盗窃罪，也无法解释“催收不还”在盗窃罪中的合理定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将“恶意透支”规定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缘故。

　　综上，考虑到刑法上“恶意透支”行为的特殊性，有必要对其单独予以定罪。

　　(作者分别为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教授)
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 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


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会谈公报


（签订日期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１日）
　　中日双方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的代表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就中日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双方还就一九七二年度备忘录贸易事项达成了协议。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和王国权副会长会见了日方代表团全体成员，其中包括应邀前来友好访问的已故松村谦三先生的家属小堀治子和松村进，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双方在会谈中一致认为，国际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近几年来双方发表的会谈公报是完全正确的。历次公报所阐明的中日关系政治原则和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日反动派“归还冲绳”的骗局、日美军事勾结等问题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当前日本国内促进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的新高潮正在兴起。一切真正期望日中友好的力量莫不为之欢欣鼓舞。与此相反，佐藤政府却违背时代的潮流，无视舆论的反对，坚持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加紧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其结果使它们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
　　日本方面对于佐藤政府不顾大多数人民的反对，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充当逆重要事项等决议案的联合提案国深表遗憾，并且指出：在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驱逐蒋介石集团的决议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以后，佐藤政府仍然死抱住“台湾地位未定”论，加紧策划“台湾独立”，实际上也就是继续制造“两个中国”，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佐藤政府的行动表明它所谓“改善日中关系”的言词是毫无诚意的，完全是为了摆脱困境而做出的骗人姿态。
　　中国方面重申：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的骨肉同胞。台湾曾经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占达五十年之久，二次大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归还中国。所谓“台湾地位未定”，完全是荒唐无稽的谬论。美日反动派操纵一小撮“台独”分子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阴谋注定要失败。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日本方面对中国方面上述严正立场表示完全赞同，并且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所谓“日蒋条约”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双方一致认为：上述有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原则，都是不可动摇的，根本不是什么在谈判中再来解决的问题。双方确信，有志于促进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朋友都将会为坚持上述原则而斗争到底。
　　中国方面高度评价已故松村谦三先生晚年不顾各方面的阻挠，致力于日中友好的献身精神；对日中备忘录贸易有关的朋友为继承松村先生的遗志，维护双方会谈公报精神所作的积极努力表示支持。日本方面表示决心进一步团结更广泛的力量，努力排除来自日本政府的障碍，完成松村先生的未竟之业。
　　双方一致认为，这次会谈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是严肃认真和圆满成功的。双方将在已有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以迎接中日友好的光辉前景。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刘希文、徐明、吴曙东、林波、丁民、王效贤、石志毅、江培柱。
　　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田川诚一、松本俊一、鸠山茂太郎、吉崎鸿造、河合良一、渡边弥荣司、大久保任晴、安田佳三、姬野瑛一、井上宣时、谷仓民生、大久保勋、小林二郎、松村进、石黑丰、金光贞治。

　　　　　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　　　　　　　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
　　　　　办　事　处　代　表　　　　　　　办　事　处　代　表
　　　　　　刘希文（签字）　　　　　　　　冈崎嘉平太（签字）
　　　　　　徐　明（签字）　　　　　　　　古井喜实　（签字）
　　　　　　吴曙东（签字）　　　　　　　　田川诚一　（签字）
　　　　　　　　　　　　　　　　　　　　　松本俊一　（签字）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