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辨析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内容提要] 本文拟从介绍民法学说中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的两种不同观点入手，揭示我国《民法通则》中所体现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矛盾、缺陷，进而论述摒弃这一学说对于我国民事法律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民事法律行为 本质合法说 可变更 可撤销
一、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认识上的分歧
在《民法通则》颁布以前，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概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而从事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按照这一概括，法律行为的概念中既应包括有效的法律行为，也包括无效的法律行为，还应包括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不确定的法律行为。另一类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而从事的，必将产生、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法行为；依此，法律行为只能是并且永远是有效的，产生法律效力的合法行为；无效行为、可撤销行为及效力不确定的行为均不属于法律行为。
《民法通则》颁布后，我国许多学者转而接受“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的立法定义。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表示行为，传统上称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旨在发生、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特征是当事人有意识地要建立或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并通过一定的行为将内心意思表达出来。如果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缺陷或者违法，即表示行为不合法，该行为就没有法律效力或可以依法撤销其法律效力，传统上称之为无效的和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民法通则》中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概括法律行为的含义，“未能正确揭示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这一定义并不能将意思表示行为与观念通知行为和事实行为区别开，因为许多事实行为均属于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
我国民法理论中对于法律行为概念上的理解是存在重要分歧的，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一部分学者认为法律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既然是合法行为，理所当然不能包括违法行为；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法律行为只是一种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至于它是否合法需作进一步判断，因而可以分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
二、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质疑
究竟应仅将传统民法中的“有效的法律行为”称之为法律行为呢，还是应将具有设权意图的一切表意行为统称为法律行为。如果仅以前者为法律行为，当然应确认法律行为的合法有效性特征；但如果以后者为法律行为，则必然要确认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和设立法律关系意图为基本特征。
笔者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观点，在法理逻辑方面存在诸多自相矛盾和理论缺陷。理由在于： 以合法有效行为概括法律行为的含义无法解决有效行为与无效行为、效力可撤销行为和效力不确定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
如果将法律行为仅仅理解为合法有效行为，则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上述一系列处于中间状态的表意行为究竟是否属于法律行为；它们是否适用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则；它们是否可发生法律行为之效力。假如确认此类“不合法”表意行为属于法律行为，则无异于否定我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但如否认此类行为属于法律行为，则它们显然不应适用法律行为的有关规则，也不应发生法律效力，这同样会否认我国民法中的具体规定。
台湾学者郑玉波曾指出：“法律行为有无效、得撤销及效力未定等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试图以意思表示无效来代替法律行为无效并无实际意义，“意思表示虽不能概括法律行为，但法律行为毕竟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故意思表示无效时，则法律行为即不能有效力”。
依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只有合法的表意行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而依据第58条的规定，不合法的表意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这种非此即彼式的法理逻辑模式，既无法解释《民法通则》第59条所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表意行为，也无法解释第60条所规定的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表意行为。但无论是从民事生活实践方面考察，还是从民事立法方面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立法观点都无法将自己不能容纳的表意行为排斥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之外。因为，在民事生活实践中，民事主体所实施的表意行为在客观上必然是复杂多样的。这种客观存在不受任何立法观点所左右，相反立法必须反映这种客观存在。《民法通则》并没有、也不能把上述诸种行为排斥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之外。这一作法本身，其实就蕴含着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立法观点的否定。
这就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有效表意行为、无效表意行为、效力可撤销行为和效力不确定行为具有内在的联系，欲解决这些行为的效力问题，必须首先明确这些行为的一般含义。从概念间的关系来看，涵盖此类行为共同特征的一般表意行为概念较之合法有效表意行为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规则实际上应适用于全部民事行为。由此可见，以合法有效行为概括民事行为概念并不产生实际意义，而不过在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体系中又创造出一独立的概念。
三、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重新认识
我国大陆民法学者习惯于先将法律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然后再依此考虑不同行为的效力后果。从理论上说，行为合法与否是客观法对法律事实的一种简单而极端的评价，它只能给人以非此即彼的判断；从行为合法性角度来看，一切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只能分为两类：一是合法行为，另一是不合法行为或违法行为。其间不可能存在中性行为；以此标准在非表示 行为领域内确定违法行为责任，并不发生疑问。然而若依据这一原则对法律行为作性质评价时，却不能不陷入某种矛盾。
从世界各国的法律行为制度来看，在有效的法律行为与所谓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着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这些处于中间状态的意思表示行为不仅无法纳入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简单分类，而且直接与我国民法中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相矛盾。如果确认了这些行为可以发生法律效力，无异于取消了法律行为合法性之标准；但如否认这些行为可以发生法律行为效力，又会否定立法规则，导致“白马非马”的错误。
因此，我们有必要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重新认识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第一，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有助于民法一般规则与特别法具体规则的统一。
法律行为实质上是从合同行为、遗嘱行为、婚姻行为及收养行为中抽象而来的理论概念，它反映了各种具体设权行为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理论上说，科学的法律行为概念之抽象与被抽象的各种具体设权行为之间必然体现着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它们在逻辑上应当符合这样的规律：整体中不具有的，其部分中也不可能具有。我们不能说，作为一般概念的法律行为只能是合法有效的行为，而作为法律行为具体形式的合同行为或遗嘱行为却又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有效与无效之别。
从这种意义上讲，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维护了总则一般规定与分别具体规定之间的和谐和统一，而我国民法理论与实践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概括却造成民事基本法与民事单行法概念之间的冲突，留下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
法律行为的概念不应当是先验的，不能脱离开合同或遗嘱等具体的对象物先创造出某种理想化的法律行为概念，然后再要求具体的对象物去符合这一概念，甚至在具体对象物不符合这一概念时对前者加以内容修改。相反，在法律行为一般概念与具体表意行为含义发生矛盾的情况下，首先应考虑这一理论抽象中是否存在问题，是否体现了部分对象物的部分特点，在理论研究中不应当存在下属概念服从上级概念，分则概念服从总则概念的问题。
第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有助于我国民法体系内概念和规则的和谐，有助于消除涉外民法实践和民法学对外交流中的障碍。
按照大陆法各国的民法理论与实践，法律行为泛指基于意思表示，旨在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中不仅包括有效的法律行为，而且包括无效的法律行为、部分无效的法律行为、得撤销的法律行为、经同意或追认而有效的法律行为等。某些国家的民法理论还将一切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泛称为“民事行为”。而依照我国民法上的理解，民事行为概念和法律行为概念均具有独特的含义。此种人为的无实际意义的概念差别不仅会造成民法理论交流中的歧义和障碍，而且在涉外民法实践中直接会影响冲突法的适用或准据法的确定。由于我国民法仅将合法有效的表意行为视为法律行为，而在其他国家中又不存在独立于法律行为之外的“民事行为”冲突规范，因而在与我国有关的涉外民事纠纷中，涉及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法律抵触既不能根据法律行为的冲突规范去解决，也不能根据其他的冲突规范去解决。由此可见，在我国民法中，由于将是否存在法律行为问题与行为效力问题合而为一，不仅造成法律行为概念上的差异，而且阻碍了将我国的民事行为概念与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作类同比较。
鉴于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所存在的一系列无法克服的自相矛盾和重大缺陷，我们应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予以重新认识，将“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的立法观点纳入法律体系，以期适应我国民事法律体制的需要。
陕西省水上漂流安全管理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169号
《陕西省水上漂流安全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2013年第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省长：娄勤俭
2013年4月20日
陕西省水上漂流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水上漂流活动，保障乘客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陕西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水上漂流是指以船、艇、排、筏（以下简称漂流工具）为载体，靠水流动力或者人力，在有一定落差和流速的水域进行的载人运输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上漂流经营活动。
探险、体育竞赛等非经营性质的水上漂流活动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水路交通管理机构负责水上漂流运政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海事管理机构负责水上漂流安全监管工作。
未设立水路交通管理机构和海事管理机构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水上漂流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对水上漂流营运安全进行综合监督管理。
第六条 进行水上漂流活动的水域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漂流河道宽度不小于漂流工具宽度的2倍；
（二）漂流河道曲率半径不得小于漂流工具长度的4倍；
（三）单个陡坎落差不宜过大且不能连续；
（四）纵比降不得超过15米/千米；
（五）漂流起止点应远离暗河入口和大坝。
第七条 从事水上漂流活动应当实行公司化经营，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合格的漂流工具和救生设备；
（二）配备合格的漂流工；
（三）制定水上安全应急预案；
（四）设有专职的安全机构及其安全管理人员；
（五）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第八条 设区的市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对水上漂流经营项目组织安全运营条件评估，报省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经评估符合安全运营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水路运输许可证和工商、税务登记手续。
第九条 申请办理水路运输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水路交通管理机构提供以下材料：
（一）水路运输企业申请书；
（二）可行性报告；
（三）公司章程、组织机构设置、基本管理制度；
（四）漂流水域查勘评估认定书；
（五）安全运营条件评估文件；
（六）漂流工具的检验合格证；
（七）漂流工的安全培训证；
（八）办公场所使用证明材料。
第十条 漂流经营者应当对其漂流经营活动的安全负责。漂流工具应当经海事管理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营运后应当适时申请漂流工具的营运检验。
第十一条 漂流工具应当按照船舶检验部门核定的乘客定额进行载客，并配备救生、防护等安全设备。
第十二条 从事水上漂流经营活动的企业（以下简称漂流企业）应当根据漂流水域的情况或者载客数量和乘客的具体情况，在漂流工具上配备漂流工，保障乘客安全。
第十三条 漂流工应当年满18周岁但不超过60周岁，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船员体检标准，经过救生、漂流工具操作等相关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的培训，并经过海事管理机构考试合格取得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
持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的漂流工由海事管理机构对其水上服务资历、健康状况、有无违章行为等情况定期进行检查。
从事漂流的相关安全保障人员也应当取得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
第十四条 漂流企业应当在醒目位置标明禁漂水界线和禁漂水位线。在深水、急流、礁石障碍物等危险水域设立警示标志和安全保护装置，设置安全救助点。安全救助点应当配备安全保障人员、救生设备和通讯装备。
第十五条 漂流企业应当在漂流起止地设置保障游客安全的码头或者设施，配备安全保障人员和救助工具。
第十六条 漂流企业应当在起始点设立乘客须知告示牌。
在漂流前由漂流工或者安全保障人员向乘客介绍漂流工具、救生设备的使用方法，讲解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方法等。
第十七条 禁止超载漂流、捆绑联体漂流和在危险水域追越漂流。
第十八条 漂流企业应当随时观察漂流活动河段环境安全，保持与气象、水文、上游水库运行部门的信息联络，及时掌握天气、水流的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安排水上漂流活动。
第十九条 漂流时乘客应当穿戴救生衣，遵守漂流安全规定和要求。
漂流工和安全保障人员有权拒绝未穿戴救生衣、不遵守漂流安全规定的乘客进行漂流活动。
第二十条 发生水上漂流事故或者险情时，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漂流企业及漂流工、安全保障人员应当采取措施，及时组织施救，并按规定报告海事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监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接到漂流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前往现场进行事故调查。漂流企业和相关人员应当予以协助配合。
第二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在漂流事故调查结束后30日内，依据有关规定和调查事实、证据作出调查结论并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漂流事故的善后工作。
第二十四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对水上漂流活动的安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依法责令漂流企业消除隐患、限期整改或者暂停漂流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水路交通管理机构应当对水上漂流活动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章经营或者不规范经营行为，应当依法责令漂流企业限期改正。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海事管理机构和水路交通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水上漂流管理工作中违反本办法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