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规则主义及其对中国宪政之影响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Influence of Doctrine of Strict Rules on China’s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简介〕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在司法活动中排除自由裁量的观念，我们必须克服它对宪政的消极影响，包括：宪法规范重实体轻程序，宪法实施依靠外在强制与监督，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人权不能得到切实保障及宪政民主程度不高。
〔关 键 词〕严格规则主义 宪政 影响
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在司法活动中排除自由裁量的观念，它曾是欧洲大陆法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司法观念。中国在近代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加入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行列，自然也受到了这一司法观念的影响。其实，严格规则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近代中国正是因为具有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同的严格规则主义传统，再加之二者相近的国家主义观念、法典编纂观念及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审判方式，才加入了大陆法系国家行列的。[1]虽然从根本上说，我国宪法被排除在司法之外，但是，严格规则主义对宪政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包括立宪、行宪、护宪[宪法监督]的全过程以及人权保障、民主制度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宪政建设的偏离。研究严格规则主义对宪政的影响，将有利于反思中国宪政的发展思路。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即成文法均具有严格规则主义的特点。首先，严格规则主义与公法、私法的划分传统相伴随。由古罗马注释法学派创立并为大陆法国家法律实践所强化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依据有二，其一是“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有的问题，仅就一般利益与特殊利益不能在同一架天平上衡量而论，这类关系也要求其规定不同于私人间关系的规定。”其二是“强制私人尊重法比较容易，国家在此可起举足轻重的仲裁人作用，而强制国家尊重法比较不易，因为国家掌握着实力。”[2]公、私法的划分与严格规则主义的关联在于：第一，这种法律分类“十分强调和相信形式上的定义以及定义之间差别的有效性和适用性”。[3]这是公、私法分类的逻辑前提，它构成了法律严格规则主义的实质意义。第二，私法自治理论的形成，促进了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近、现代公法[特别是宪法]观念的产生。有关私法自治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十九世纪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的民法典中，这些法典被认为发挥着类似宪法的某些作用，[4]即对个人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强调，保证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是私法自治的进一步要求，人们认识到“国家不再受神权君主的统治，应该按照符合理性的方式组织起来，尤其重要的是有效地保证公民的自然权利，反对滥用权力”，[5]自然法学说是私法自治的理论表达。限制政府权力、保障私权的现代宪法观念，是私法自治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果。私法自治、宪政价值均通过严格规则予以实现，“19世纪的欧洲大陆基本上处于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时代。”[6]
其次，严格规则主义同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传统相联系。[7]大陆法历史中仅有的两次大规模法典编纂即查士丁尼的法典编纂和19世纪欧陆诸国的法典编纂，都与严格规则主义相关联。查士丁尼的法典编纂使罗马法失去了其体系的灵活性或适应性因素，并演变成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模式。[8]19世纪欧陆诸国法典的编纂，是查士丁尼法典编纂的“复兴”，但严格规则主义达到了顶峰。严格规则主义19世纪在欧洲大陆的盛行，深受当时欧洲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9]严格规则主义是成文法的内在要求，“成文法的形式即意味着立法者和司法者在人民的监督下立法和司法，防止立法的任性和司法的专横，给可能使性的烈马戴上了笼头”。[10]到19世纪下半叶，大陆法系国家发生了吸收自由裁量主义因素的变化，[11]并最终形成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并立的以民法基本原则处理法律局限性的模式。[12]
严格规则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潜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法家主张法令要具有绝对权威，任何人都要按法令办事。[13]法律由君主“独制”，法律的绝对权威即君主的绝对权威，这意味着法律被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是君主意志的完全体现。这是一种在君主之下的严格规则主义，只对具体执行法律的各级官吏才有意义，君主享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严格规则主义的实现，一方面依靠外在强制力，君主“抱法处势”，[14]官吏严于执法；另一方面依靠道德教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力图达到人人知法且自觉严格守法。由于中国“重刑轻民，以刑为主”的传统，严格规则主义在古代司法中主要体现为绝对法定刑主义，即立法者尽量在罪行与刑罚及其赎换刑之间确定一一对应的数量关系，力图避免法官的自由裁量，有人将之概括为“量刑的机械化”。[15]中国近代法制现代化是以法典的现代化为指归的，清末修律和当代的一系列立法，无不主要以法典现代化为诉求对象。法典化运动，一方面使传统中严格规则主义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又因对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观念的“移植”而得到强化。[16]
严格规则主义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较全面而深刻的分析。限于本文意旨及篇幅，笔者在此仅粗略分析严格规则主义对宪政的影响。在具体分析之前，必须明确，我们不宜用是非对错来对严格规则主义进行价值判断。严格规则主义反映了一种追求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绝对统一、绝对和谐一致的法律理想主义，可以把它看作是法治的最高境界。强调严格执法与严格守法是其合理的价值内核，其偏差在于将这一合理价值绝对化。众所周知，近10余年来强调严格执法和严格守法对推动我国宪政、法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任何最优方案都只能获得廉价的、理论意义上的喝彩而为现实所拒斥。”[17]严格规则主义几乎不可能真正实现，勉强施行必然带来消极后果。对宪政而言，其影响主要是：
1、宪法规范重实体而轻程序，重程序的外在价值而轻程序的内在价值。在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人们预期法典的运用将足以解决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一切问题。法官不折不扣地适用这些条文，他们只能简单地充当法律的喉舌。这被称为法官的“售货机模式”。[18]“大陆法系审判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式活动的操作图，法官酷似一种专门的工匠”，“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器的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与机器无异”。[19]司法的关键是法典中实体规则的实现，程序附属于实体，仅仅是保证实体目标即程序的结果正确的工具，只要结果公正，程序过程无关紧要。严格规则主义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程序，而只是程序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这一点在我国宪法中体现明显，现行宪法中实体规定非常完备，程序性条款却“过少不严密，过粗不细密”。[20]甚至在宪法学的研究中也“多注重国体政体、权利义务等实体部分，于程序问题不免有轻视之嫌”。[21]至于宪法程序的价值至今仍有人认为，“宪政的程序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22]人们似乎认为，正义问题在立宪和修宪即宪法规范中即已全部解决，程序公正与否以及是否有效益，是否尊重人的尊严等无关宏旨。
2、缺乏宪法主体间内在制约机制，宪法规范的实现依靠外部环境与外在监督，宪法主体须具有极高素质。这是由程序缺乏及程序工具观所导。“公正的程序本身就意味着它具有一整套能够保证法律准确适用的措施和手段，并且由此形成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常规机制。”[23]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宪法程序的缺乏及对于宪法实体的从属地位，使宪法主体之间不能运用程序来进行博奕、交涉、协商从而达到有效制衡，宪法主体也不能因程序而自律。宪政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如下的条件：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自由的经济制度，民主的市民政治，人文的文化背景等。体现于宪法实体规定中的宪政目标须与外部环境协调一致，宪政主体严格行宪不是来自宪法本身的“依据”[如程序约束]，而是来自自由的经济、民主的政治、开放的文化甚至还有约定 成的习惯的支持。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及开放的文化是早期大陆法国家如法国等宪政一举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大陆法国家如中国虽经数十年努力至今仍未建成宪政的根本症结。②完善而有效的外在监督。缺乏程序主体之间的意思沟通或交涉，宪法主体得不到对象主体的回应，也不能通过对象主体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并检验宪政目标的社会效果。同时，由于缺乏主体之间的制衡及自律，宪法主体可能滥用权力而不自知。强化外在监督是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实行宪政的必然选择，也是严格规则主义本身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③公民须普遍具有高素质。宪政的目标寓于实体规定之中，宪法实体规定就是程序的结果。公民必须具有较高的宪法、法律意识与水平，才能够准确地理解并找出宪法规范中的实体结果，否则宪法会被无意识违反，宪法权利被侵犯也不自知。公民的高素质，是宪政目标自动实现的保证。人人都是宪法专家，宪法条文方可能“严格”实施。中国当代正轰轰烈烈进行的普法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趋势。须指出，由于法律水平的不同，换言之即人们对法律特别是实体规定认识的差异，可能导致对实体结果正误判定的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对法律条文简明、确定性的不懈追求，是严格规则主义这一趋势的附产品。
3、宪法几乎被排除在司法之处，宪法悬置与“细则化”并存，缺乏违宪审查机制，修宪频繁，宪法权威低落。在严格规则主义下，立法者凭着对理性的盲目信仰，力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法典体系，把法律的调节之手伸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追求详尽具体、无微不至的规定。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大陆法国家的法典运动是其典型。[24]中国最近的几部宪法都力图对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作较完备的规定，1988年以来针对82年宪法的三次修宪都集中体现了经济制度方面的大幅度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严格规则主义的影响。法典越完备、越具体，其规定越难以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相协调。久之必然导致宪法规范悬置[即宪法规定由于客观条件变化或主观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最高法院在1955年和1986年的两个“批复”禁止在司法判决中引用宪法条文，其实这并不是我国宪法难以司法化的原因，而是严格规则主义的宪法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结果。如允许法院判决引用宪法条文，则必定允许当事人及其律师将宪法条文作为其主张之法律依据。由于缺乏相关制度与程序，政府与法院将难以应付；同时，宪法条文本来就难以实现，司法化的结果只能是加剧或激化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因此，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势所必然。宪法实施的另一个理论由此得到强化：宪法与其他法律是“母子”关系，“子”法依据“母”法制定，是“母”法的具体化，“子”法的效力来自于“母”法，“子”法的制定即“母”法的实施。为保证宪法规范的落实，必须制定一系列完备、配套的法律，并予以严格实施。宪法的效力依托于这些法律，宪法的实施被置换为法律的实施，法律俨然是宪法的“实施细则”，我把这种倾向称为宪法的“细则化”。[25]宪法的“细则化”，严重侵蚀了宪法的法律性。宪法的“细则”实际上就是宪法条文的详尽展开和解释，而宪法本身规定的宪法解释则形同虚设。[26]依据严格规则主义的理论，“细则”严格依据宪法条文制定，因此，理论上不存在违宪之说，实践中也不存在违宪审查机制。违宪审查的缺乏，进一步使宪法的法律性及权威丧失殆尽，并最终使宪法沦为“政治宣言”。[27]而且，在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宪法与社会生活“短路”连接，“保守”、“落后”的宪法难以跟上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频繁修宪反映了宪法试图与时代保持一致的努力。“司法是法律完善的途径。”[28]宪法被排除在司法之外，缺乏违宪审查，宪法成为“圣物”，失去了在实践中说理、论证的途径，这极大妨碍了宪法自身及宪政学说的发展。
4、人权得不到切实保障，宪政民主的程度不高。人权的切实保障，是现代宪政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目标。在严格规则主义下，人权的保障大打折扣。上文提到的程序及违宪审查机制的缺乏、司法领域对宪法的排除，已揭示了宪法条文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完全实现的缘由，这自然包括宪法中的人权规范。严格规则主义对人权保障的影响，表现在：一是在观念上，大陆法国家宪法作为成文法律所具有的普遍性技术特点[29]使宪法只注意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宪法常常在获得了一般正义的同时丧失了个别正义，获得了普遍人权的保障而丧失了具体人权的保障。日本宪法学家佐藤功在比较英、法两国宪法史时指出，“英国宪法完全是历史的产物，是由于许多无意识的因素而形成的，”“法国的宪法则是有意识的产物”，“英国人追求的是经验的真理，而法国人追求的是绝对的真理”。[30]宪法作为有意识的产物，追求绝对真理，是大陆法国家宪法的共同特征，这也是大陆法国家成文法所具有的普遍性技术特点的反映。二是在实践中，人权的司法保障很不充分。在西方，一般认为，“一旦把人权托付给法院这种制度设置，人权就有保障”。[31]而在中国，由于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宪法人权的保障并未进入司法。而且，即使经其他法律 “细则化”的宪法人权规范能够进入司法领域，也因为严格规则主义在司法过程中的贯彻，法官丧失了对具体人权、个别正义的衡平功能。确定性是成文法的另一个技术特点，[32]这与民主大异其趣。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的民主的根本特征是“所指对象的不确性”，即“在民主制度中，政治过程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参与者在包括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人都不能够肯定他们的利益最终将占上风”，“所有的力量都必须反复进行斗争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没有人能等待事后对结果加以调整，每一个人必须将其利益置于竞争和不确定性之下”。[33]作为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基本形式的成文宪法，处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内在紧张之中，宪政的关键便是在二者之间划定一个限度。然而，在缺乏完备公正程序，宪法权威低落且对违宪无恰当机制进行校正的情形下，宪法规范难以获得普遍遵从，宪政民主程度不高。
注释：
[1]具体分析参见郝铁川：《当代中国与法制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40—51页。
[2][5]〔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74页、75页。
[3]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18页。
[4]〔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转摘自肖金泉主编：《世界法律思想宝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528页。
[6][7][8][10][11][12][17]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52页、193页、193页、133页、230页、314页、317页。
[9]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154—177页的分析。
[13]杨鹤皋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157页。
[14]武树臣主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6页“抱法处势”条：君主应以法为本，即“抱法”；集权于一身，即“处势”。该条还说：韩非认为“势”即君主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地位，是君主推行“法治”的保障。只有有“势”的君主，才能令行禁止。笔者认为，“处势”之君主是严格规则主义实现的最大外在强制力量。
关于全国财政系统贯彻落实《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的实施意见
财政部
关于全国财政系统贯彻落实《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的实施意见
财办[201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部内各司局、部属各事业单位，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贯彻落实《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中办发[2010]18号），进一步提高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财政事业的科学发展和财政系统学习型机关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财政干部队伍，结合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际，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财政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财政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财政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是加强财政部门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提高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的重要保证，在推动财政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二）多年来，各级财政部门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始终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财政改革与发展全局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不断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培训质量、完善培训制度、健全培训机制、丰富培训类型、创新培训方式，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立体式、开放型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紧密围绕财政改革与发展及财政干部队伍实际深入推进，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广大财政干部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推动财政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提高广大财政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当前，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的十七大作出了继续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分别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及人才强国的战略任务，这些对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随着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入以及财政干部教育培训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发展不均衡、针对性实效性不强、激励约束机制刚性不够、优质培训资源相对不足和干部学习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日益显现，不仅影响了财政干部教育培训质量的提高，更制约了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科学发展。各级财政部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改革创新作为提高财政干部教育培训质量的不竭动力和保持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着力破除制约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提高财政干部教育培训质量和效益，全面推进财政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发展，努力构建有财政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训新格局。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机关建设，以完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为目标，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以提高培训质量为主线，不断提升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全面落实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任务，努力培养造就一支以德为先、德才兼备，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高素质财政干部队伍，为财政改革与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基本原则。
——坚持服务大局，贯彻“二为”方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围绕财政中心工作，突出干部在学习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培训需求导向，真正做到财政改革发展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干部成长缺什么就补什么，更好地贯彻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为财政科学发展服务、为财政干部健康成长服务”的方针。
——坚持改革创新，促进科学发展。在继承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把改革创新作为发展的力量源泉，以改革促动力释放，以创新促活力增强，不断改革创新培训理念、培训方式、培训管理、培训制度和培训手段，推动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发展。
——坚持联系实际，注重培训实效。树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培训理念，形成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实际办学、教师联系实际问题教学、学员带着实际问题求学的局面，并以是否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评判培训成效的重要依据，提高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
——坚持学用结合，严格培训考评。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认真研究解决财政干部教育培训中学用脱节的问题，为干部学习成效的转化提供平台，完善培训考核与评估，严格将干部的学习培训情况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三）主要目标。
到2020年，建立健全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要求相符合，与财政事业发展相适应，与财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衔接，更加开放、更具活力、更有实效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形成促进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指导与服务相结合，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均衡发展，培训格局合理规划，网络平台规范高效的培训管理机制。
——形成遵循干部成长规律和教育培训规律，以培训需求为导向，培训计划不断完善，培训渠道不断丰富，培训内容、方式不断创新，培训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培训评估更加完善的培训运行机制。
——形成适应财政科学发展新要求，培训工作人才队伍专业化，优秀培训师资充裕，培训课程、培训课题和教材体系完备，培训经费稳定增长的培训保障机制。
三、主要任务
（一）培训管理机制改革.
1.推进全国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均衡发展。全国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统筹规划、齐抓共管，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协同配合、共同发展。各级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好整体规划、宏观指导、协调服务、督促检查、制度规范等职能。财政部及各省级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通过实地调研、工作研讨、经验交流等形式加强对下级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培训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要定期开展培训考核评估，将考评结果作为衡量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开展情况的重要依据。要充分发挥各级财政部门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的作用，大规模培训基层财政干部，逐步建立乡镇财政干部培训的长效机制。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满足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干部的特殊培训需求，推动全国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均衡发展。
2.完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格局的规划管理。在充分利用财政系统现有干部培训点开展培训的基础上，整合利用财政系统外其他各种优质培训资源，进一步把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具备资质的社会培训机构纳入财政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要制定资质认证标准，对承担财政干部教育培训任务的社会培训机构进行资质认证。推行项目管理制度，采取直接委托、招投标等方式，引导培训机构公平参与、适度竞争，择优确定培训项目承担者，到2012年建立并完善委托培训合作机制，对委托培训项目进行监督与评估，确保培训的政治方向和教育质量。开辟干部党性锻炼和能力培训的直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堂。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注重实效的方针，积极开发利用境外著名大学和培训机构等优质培训资源。
3.加强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平台的全面建设。积极开展网络培训调研，加快网络培训硬件等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各省级财政部门现有网络培训资源，建立开放、兼容、共享的全国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平台，到2013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资源共享、规范高效的财政干部网络培训体系。充分利用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平台和中华会计函授学校远程教育网络平台，大力推广在线学习和远程网络教育，扩大培训覆盖面，提高资源利用率。进一步完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管理信息系统，加快推进财政干部教育培训信息化管理进程。
（二）培训运行机制改革。
1.完善以培训需求调研为基础的培训计划生成机制。牢固树立按需培训理念，把需求调研作为培训计划生成的必经环节。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改革对财政干部素质能力提出的新要求，组织专门力量，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主动走访等形式，开展广泛深入的需求调研，在此基础上拟定培训计划，提交党组会（或办公会）审定。拟定培训计划时要力求将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干部个人成长需求实现最优结合，以有效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建立培训计划执行的动态监测机制，定期对培训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要加强与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协调配合，确保培训计划的有序进行。
2.建立组织调训为主、自主选学为辅的财政干部参训机制。要把财政改革对干部的要求与干部自身学习需求结合起来，既保证组织调训，又扩大自主选学。对政治理论、党性教育、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等需要组织调训的，坚持实行组织调训。对主要领导干部、重点岗位干部以及需要点名调训的，实行点名调训。在组织调训的实施过程中，要加强统筹协调，解决多头调训、重复调训、多年不训的问题。在推行自主选学过程中，应提供足够的培训机构、培训形式、培训内容、培训师资、培训时间供干部自主选择，鼓励广大干部自愿参训。为提高自主选学质量，各级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适时开展试点工作，研究制定财政干部自主选学办法，力争在2013年全面推行财政干部自主选学工作。
3.健全培训内容方式更新机制。要紧扣财政中心工作，适应财政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不断创新培训内容方式。推进培训内容改革，要着眼于提高财政干部素质和能力，不断完善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党性教育体系。完善理论教育体系，要重点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教育，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党的历史、国情和形势教育，着力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完善知识教育体系，要重点开展各类财政政策落实、财政制度改革所需的知识培训，着力提高财政干部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水平和实践工作能力。完善党性教育体系，要重点开展忠于党和人民、尽职尽责工作、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拒腐防变的教育，着力培训广大财政干部的道德品行和精神境界。努力推进培训方式改革，要增强培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创新培训教学方法和培训形式。突出按类别开展培训，推广专题研究，改进讲授式教学，扩大研究式、案例式、体验式、模拟式教学比重。积极探索异地培训试点、挂职培训、分段式培训等培训模式。在分类培训中，要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干部素质能力模型，制定分类培训大纲，优化岗位培训方案。
4.强化财政干部培训动力增长机制。要健全完善财政干部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充分激发广大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的内生动力，提高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效益。健全培训考核评价机制，要采取具体措施，加强对干部学习培训情况的考核评价，包括全面考核干部在培训中的学习态度、学习成果、学风等情况。要完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档案管理制度，力争在2012年实现干部教育培训档案电子化。将财政干部学习培训、考核情况如实记入干部教育培训信息库，并与干部人事档案库对接。建立培训情况公开查询制度，通过部门局域网或网络培训管理平台向干部所在单位及干部本人反馈培训任务完成情况。强化激励约束机制，要把干部学习培训情况作为对干部进行任职考察的重要内容，提拔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达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中发[2006]3号）规定的培训时间要求，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要求的，须在提任后1年内完成培训，仍未完成的要延长试用期。要将述学评学考学活动与年度考核结合起来，学习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干部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要把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情况作为干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5.健全培训质量评估机制。进一步加大培训评估力度，研究制定科学的培训评估管理办法，到2012年构建完善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评估体系。不断深化质量评估，对培训项目的前期准备过程（培训需求调研、教学准备等）、培训项目的实施过程（授课内容、培训形式方法、师资情况、组织管理、后勤保障等）和培训实施效果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全过程评估。对不同的培训项目开展不同层级的评估。加强培训应用效果评估，充分促进培训成果转化，促进财政干部个人能力提升，推动财政改革与发展。高度重视评估结果的应用，进一步改进培训工作，达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目标。将对委托培训项目的评估结果，作为委托培训项目竞争择优的重要依据。
（三）培训保障机制改革。
1.强化师资队伍建设。要拓宽视野，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政机关和基层单位选聘优秀教师充实师资队伍，当前尤其要从各基层单位深入挖掘，筛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能和业务理论融会贯通的干部充实师资队伍，到2012年建成全国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共享平台。建立符合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特点的师资考核评价体系，逐步完善培训师资准入和退出机制。实施培训者培训工程，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培训管理者，特别是青年骨干到境内外知名高校和上级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进行学习进修，不断提升综合素质，提高培训组织管理能力。
2.加强培训课程、教材开发和课题研究。要加强财政干部教育培训课程、教材体系建设，实施精品培训课程和精品教材工程。2011年组建全国财政干部教育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教材开发计划，探索创新培训课程和教材开发机制，大力开发案例教材，注重理论性与现实性相结合，提高培训课程的针对性和培训教材的实用性。要加大对财政工作和培训工作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总结，及时研究财政工作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改进培训课题研究机制，完善培训课题研究管理办法，规范课题申请、立项和评审工作，切实做好培训课题研究成果的推广与应用。
3.改革培训经费管理。各级财政部门要将培训经费列入年度预算，保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实现经费合理增长。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对本级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经费实行归口管理。要建立健全财政干部教育培训专项经费制度，加强专项经费管理，完善经费“跟着项目走”的管理办法，探索单位与个人出资相结合的培训经费投入机制，促进经费向优质培训资源流动。加大干部教育培训经费使用监督检查力度，提高培训经费使用效益。
四、组织领导
各级财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推动财政干部教育培训改革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培养与造就高素质财政干部队伍的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一）落实领导责任。各级财政部门要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一把手工程，高度重视财政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做到思想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成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由财政部门主要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掌握情况，解决财政干部教育培训改革中的困难与问题，落实好相关改革任务和要求，加强对财政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工作的沟通协调。
（二）分级有序推进。财政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权责明确、协调配合”的管理体制，由财政部、省级和地市级财政部门分级负责。财政部负责指导推进全国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工作，检查评估各省级财政部门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工作成效。各省级财政部门负责推进本地区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工作，检查评估各地市财政部门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工作成效。地市级财政部门根据财政部及省级财政部门的具体要求，有计划地推进本地区、本单位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工作。
（三）制定工作方案。各级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发扬求真务实精神，结合本地区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实际情况，将本实施意见确定的各项任务逐年分解到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中，把目标任务变成实实在在的工作方案和具体措施。工作方案要找准本地区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目标明确，措施具体，保障到位，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真正落到实处。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要认真加强研究，深入分析总结，及时调整解决。
（四）加强考核监督。各级财政部门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对本单位干部教育培训改革情况的督促检查，把握动态，评估成效，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困难问题，定期向上级财政部门汇报改革工作开展成效，接受上级财政部门的检查评估，确保任务落实完成。财政部在2015年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后，组织开展中期检查和评估。到2020年底，全面检查评估并总结本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各单位要把落实本实施意见与财政干部队伍建设有机结合，共同考核评价，保障财政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取得实效。
各省级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实施意见精神，制定相关的具体实施办法。
财政部
二○一一年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