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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中的若干经济学原理

舒国辉

法律是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其重点是建立和维持反映统治阶级意志、保障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其核心内容就是对社会经济利益的界定与分配。法律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遵循或反映了如下经济学原理。
人性本自私。经济学上的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只要没有外界的强制约束，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可以漠视包括道德在内的软约束，而随意采取自己认为妥当的手段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能保证足够的利润，资本家甘愿冒被送上绞刑架的风险。对人的这一本性，法律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人类的行为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任人类行为自由、泛滥，带给社会和人类的结果只能是无边的黑暗。正是因为这一点，法律制度才有存在的必要。法律从古代的寥寥数条发展到当代的成千上万条，一方面反映了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也证明法律对人性自私的观点不但没有改变反而不断强化。
资源稀缺。经济学产生和存在的根由，乃是因为自然界对人有用的资源并非源源不断、用之不绝，而是有限的，消耗一点就少了一点。为此，经济学展开对人与有限资源之间关系的研究，目的是使人能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与此类似，法律对人类生存的处境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供人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是有限的，法律就必须合理分配外界有限的资源，即俗话中的“定份止争”。否则,人类之间为了争夺有限资源而爆发的冲突将永无休止。资源在法律上表现为物质利益，包括财产权、专有权等。资源必须在国家、个人、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才能使有限的资源有明确的归属，从而充分发挥资源的价值。
理性人假设。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也就是说人能充分认识事物的利害关系。经济学的这个假设，其实也是法律对人类行为能力的假设。一个人，除非他在智力、精神健康等方面发育不完全或有缺陷，就应该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有清醒的认识。这样在社会生活中，他能作出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同时有利于自身的行为，包括社会通常交往行为和经济行为等。当他的行为逾越法律规定时，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因为他在行为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行为将产生的后果。但是理性人假设毕竟是经济学的假设，实际情况是任何个人很难有如此渊博的知识，以使自己在任何处境下都作出同时符合法律规定与自身利益的决策。法律很难在智力与精神不完全或不完善的人、“理性人”之间再模拟一个“平常人”，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无奈。虽然，法律条文中零星有“社会通常的人的认识”的规定，但其内涵很难界定，在实际操作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分歧。
成本与效率。经济学认为，人类的任何行为都要消耗一定的成本，经济生产当然不能例外。经济学的意义，就是研究如何使投入的成本最少而产出最多。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之一，法律的制定、执行也会消耗一定的社会成本，包括时间、人力等。因此，法律在制定时就必须考虑法律成本与效率问题：法律规范本身必须符合经济规律，经得起社会经济实践考验；法律实施（包括遵守、适用、执行）不但可行而且其所消耗的成本必须尽可能最低，同时取得的社会效应（效率）应该最大。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了。毕竟，理论上的目标要变成现实，其间要经历漫长的探索过程。我想，法律实践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被告人犯罪时年龄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1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粤法刑一（1991）9号《关于如何认定被告人犯罪时年龄问题的请示》已收阅。经研究，答复如下：
在审判中，特别是在处理死刑案件时，必须把被告人犯罪时的实际年龄作为案件的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在一般情况下，认定被告人的实际年龄应当以户口登记为基本依据，结合人口普查登记和其他有关资料，并经过认真调查核实后加以确定。对被告人实际年龄有异议或者疑义时，更应当多方查证核实。如果有足够证据认定户口登记册上记载的年龄有误，就应以查明的实际年龄来认定。如果经反复调查，确实查不清的，应当按照从宽的原则予以掌握，以留有余地。

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被告人犯罪时年龄问题的请示 粤法刑一（1991）9号
最高人民法院：
近年来，我院在审理死刑案件中，在认定被告人犯罪时是否已满18周岁，遇到几个问题，特请示如下：
一、户口登记册和被告人的身份证上记载被告人犯罪时年龄已满18周岁，但被告人及其家属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时未满18周岁，户口册和身份证上记载的年龄有误，经查属实的，如何认定被告人犯罪时的年龄ⅶ我们认为，有足够证据认定户口册和身份证上记载的年龄有误的，就应以查明的实际年龄来认定。如被告人李庆新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李庆新怀疑其女友叶晓英另有所爱，遂起意报复。于1989年8月2日下午七时许，使用单刃尖刀一把将叶当场剌死。当地户口登记册和被告人李庆新的身份证记载李是1970年12月21日出生的。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李庆新犯罪时已满18岁，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李庆新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收案后经审理查明：1971年出生的与被告人同村的有四人，且李庆新最小。而第四个出生者的时间是1971年11月。这说明，户口登记册和身份证登记李的年龄有误，应予纠正。最后，本院认定李庆新犯罪时未满18周岁，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改判其死缓。
二、户口登记册和身份证上记载被告人犯罪时的年龄已满18周岁，但被告人或其家属提出其犯罪时未满18周岁，却不能提出旁证证实，经法院多次调查仍无法证明他们提出的年龄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被告人犯罪时的年龄ⅶ我们认为，户口登记册和身份证是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如无足够证据证明其记载的年龄有误就应以此为准。但在量刑上要予以适当考虑。如被告人甘桂荣等九人盗窃、销赃案。甘桂荣于1989年3月至8月间先后四次伙同他人盗窃，盗窃财物价值人民币14万多元，后二次盗窃财物价值也有7万多元。户口登记册和身份证记载甘桂荣是1971年2月30日出生的。一审法院根据被告人出生地以农历计算出生日期的习惯推算出甘桂荣是1971年3月26日出生，认定他后二次盗窃已满18周岁，以盗窃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甘桂荣不服，以他是农历1971年3月26日即公历4月28日出生的，前三次盗窃未满18岁为由提出上诉。甘桂荣的父母出具一张十名同村人联合签明的证明，证明甘是1971年12月30日出生。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在证明上签名的大多数人均不知道甘桂荣的出生日期，其签名是应甘的父母要求所为，少数人说甘桂荣是1971年11月出生的，而甘桂荣父母则一口咬定甘桂荣是1971年12月30日出生。甘桂荣说自己是农历3月26日出生也毫无根据。据此，本院认为，应认定甘桂荣后二次盗窃已满18周岁，但考虑到他后二次犯罪刚满18周岁，而且他这二次盗窃的大部分赃物已被追回，为了慎重而改判其死缓。以上意见是否妥当ⅶ请复示。
199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