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办法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办法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内政办发(2001)16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区的救灾工作，提高救灾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水平，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自然灾害是指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的统称，包括干旱、洪涝（冰凌）、风雹（沙尘暴、龙卷风）、低温冷冻、雪灾、病虫害、地震及其它异常自然现象造成的损失和危害。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自然灾害救助包括以下内容：
（一）对灾情的核实、统计和上报以及在特定的范围内对部分灾情数据的发布；
（二）参与紧急抢救、转移、安置灾民；
（三）管理、发放和使用救灾款物；
（四）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救灾工作的方针、政策，督促检查救灾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
（五）接收、分配和使用管理救灾捐赠款物；
（六）解决灾民的生产、生活困难。
第四条 救灾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持。
第五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救灾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救灾工作的领导，将救灾减灾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完善救灾工作分级负责管理体制，强化灾害紧急救助工作，建立救灾物资储备制度，将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于救灾减灾领域，制定本地区救灾预案，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生活，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参加救灾，开展国内外救灾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第七条 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并根据灾害等级承担救灾责任。
第二章 灾害等级划分
第八条 自然灾害分为特大灾、大灾、中灾、轻灾四个等级，各地应根据下列情况科学界定灾害等级。
（一）一次性灾害过程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特大灾：
1．在县级行政区域造成农作物绝收面积（指减产八成以上，下同）占播种面积40％以上；
2．在县级行政区域倒塌房屋间数占房屋总间数5％以上；
3．在盟市行政区域因灾死亡人数50人以上；
4．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本行政区域上年财政收入；
5．在牧业旗县行政区域成灾面积占总面积70％以上或因灾死亡牲畜5％以上。
（二）一次性灾害过程造成下列后果之一为大灾：
1．在县级行政区域造成农作物绝收面积占播种面积的30％以上；
2．在县级行政区域倒塌房屋占房屋总间数3％以上；
3．在盟市级行政区域内灾区死亡人数30人以上；
4．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本行政区域上年财政收入的80％以上；
5．牧业旗县成灾面积占草场总面积50％以上或死亡牲畜3％以上。
（三）一次性灾害过程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中灾：
1．在县级行政区域农作物绝收面积占总播种面积20％以上；
2．在县级行政区域倒塌房屋间数占房屋总间数2％以上；
3．在盟市行政区域内死亡人数20人以上；
4．直接经济损失占本行政区域上年财政收入的50％以上；
5．牧业旗县成灾面积占草场总面积40％以上，灾区牧畜死亡率1．5％以上。
（四）未达到中灾划分标准的为轻灾。
第三章 灾害统计核定报告制度
第九条 各地应按照《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和《灾情统计、核定、报告暂行办法》对灾害进行核查和报告，大灾、特大灾可越级报告。
第十条 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接到灾情报告后，应会同灾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赴现场核实灾情，确定损失和灾害等级，并将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同时抄送上级民政等有关部门。
第四章 各级政府的救灾职责
第十一条 灾害造成的困难主要靠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立足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解决，上级人民政府给予适当的救济和扶持。
第十二条 特大灾由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救助为主，申请中央给予补助；大灾以盟市、旗县二级救助为主，自治区给予补助；中灾以旗县救助为主，盟市给予补助；中灾以下由乡镇救助为主，旗县给予补助。
第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全区救灾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自治区救灾工作的政策和法规，并组织实施、检查和指导贯彻落实情况。
（二）组织动员全区范围内的救灾捐赠工作，筹集资金、物资支持救灾工作。
（三）为避免出现更大损失，将在灾区采取紧急措施。
（四）向国务院报告灾情及申请救灾资金。
（五）自治区财政每年列支救灾款预算，安排灾民生活；自治区每年在计划中划拨专项资金、物资，支持灾区开展生产自救。
（六）盟市、旗县发生大灾特大灾后，自治区给予经费和物资上的补助。
第十四条 由各盟市统一领导本地区的救灾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调查核实灾情，组织灾民转移、安置，实施紧急情况下的救灾预案；
（二）及时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灾情，并传达贯彻自治区人民政府对救灾工作的方针、政策；
（三）每年在本级财政列支救灾款预算，在计划中安排专项经费、物资，所辖旗县发生中灾时，给予及时补助；
（四）妥善安排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证灾区不发生逃荒要饭、冻死饿死、严重疾病流行和饮用水断绝等非正常现象。
第十五条 由各旗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地区的救灾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对灾情的核查，慰问受灾群众，及时向盟行政公署或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灾情；
（二）组织力量转移灾民，安抚遇难者家属和处理善后事宜；
（三）救济灾民和安置无家可归者；
（四）动员和组织灾区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五）每年在本级财政和苏木乡镇列支救灾款预算，在计划中安排救灾经费、物资，在所辖苏木、乡镇发生灾害时，给予补助、扶持，维护灾区社会安定。
第五章 救灾款物的管理
第十六条 各地要加强对救灾款物的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中央财政下拨的救灾款；
（二）地方各级财政安排的救灾款；
（三）社会各界捐赠的款物；
（四）其它救灾款物。
第十七条 救灾款的使用范围：
（一）解决灾民无力克服的衣、食、住、取暖等生活困难；
（二）紧急抢救、转移和安置灾民；
（三）灾民倒塌住房恢复重建；
（四）加工及储运救灾物资；
（五）捐赠方指定的与救灾直接相关的用途（捐赠款）；
（六）其它直接用于救灾方面的必要开支（捐赠款）。
第十八条 救灾款物的分配和使用要严格按照专款专用、专物专用、重点使用的原则，不得平均分配，不得提取周转金，不得用于扶贫支出，不得用于救灾工作业务开支，更不得截留、挪用。救灾款的分配要保证重灾区，保证不救济就会发生问题的受灾户。
第十九条 救灾款实行专户管理制度，收支均在专户内进行。各级民政、财政部门要健全救灾款物管理制度，救灾款物发放要建立专帐，规范手续，统一程序。
第二十条 对灾民的救济分为荒情救济和灾情救济。荒情救济分为春夏荒和冬令两个阶段，春夏荒从当年3月到9月，冬令从当年10月到次年2月；灾情救济实行一灾一救。救灾款实行请领制度，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荒情和灾害等级向上一级人民政府请领救灾款。
第二十一条 救灾款发放程序：
（一）旗县以上由民政和财政部门共同研究提出分配意见后报同级政府批准，由民政、财政部门联合下发。
（二）苏木乡镇由民政助理员根据嘎查村上报的救济人员名单，统一制定救济方案，经苏木乡镇人民政府研究通过，报旗县民政局备案。民政助理员给被救济户出具民政救济四联单，并凭民政救济四联单和村嘎查分配到户的名单核销救灾款。
（三）嘎查村发放救灾款物，由本人申请，村民集体评议，嘎查、村委会审查，报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凭民政救济四联单领取救济款物。上级拨来救灾款物数额，本次分配救灾款物数额以及分配到户名单由嘎查村委会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二十二条 旗县以下发放救灾款以实物为主，口粮、建房救济一般不发现金。口粮补助标准为人均每天0．5公斤成品粮，建房补助标准为每倒一间居住房适当进行补助，牧区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救济内容和标准。
第二十三条 居住在农牧区持农牧业户口的受灾农牧民，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列为救济对象：
（一）因灾损失严重，自身无力克服生活困难的受灾户；
（二）因灾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五保对象、残疾人、老年人、孤儿；
（三）家庭主要劳动力患病、丧失劳动能力或死亡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受灾户；
（四）其它自救能力差，维持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受灾户。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安排救灾资金物资时，应优先照顾下列受灾地区和受灾对象：
（一）重灾和连灾地区；
（二）边境地区；
（三）少数民族聚居区；
（四）列入国家和自治区的贫困地区；
（五）退耕还林还草地区和生态移民区；
（六）受灾敬老院和五保供养对象。
第六章 救灾仓储制度
第二十五条 完善自治区救灾物资仓储制度，建设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对救灾物资实行专储，以应付突发性灾害后的紧急救助。根据需要自治区统一规划在一部分盟市设立救灾仓储点。
第二十六条 民政部委托自治区代储的救灾物资，优先在各级储备库储存，并经自治区民政厅请示民政部批准后方可调拨。
第二十七条 各地救灾仓储设施建设要按民政部、财政部民电（98）167号和民救发〔1999〕7号《通知》要求执行。
第七章 监督检查制度
第二十八条 各级民政财政部门要及时将救灾款物的安排使用情况报上一级民政、财政部门。每年年底民政部门将本地区年度救灾工作情况报上一级民政部门。
第二十九条 各级民政部门每年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救灾款物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旗县进行普遍自查，盟市对旗县的抽查面不低于各旗县、苏木、乡镇总数的三分之一，自治区对盟市的抽查不低于所属旗县的四分之一。
第三十条 各级民政部门要协助审计部门，对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审计，并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监督。
第八章 奖惩制度
第三十一条 要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挤占、侵吞救灾款物的单位及个人；触犯刑律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表彰奖励抗灾救灾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有关自然灾害救助方面的文件，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2001年4月5日
赵作海蒙冤案若干问题的思考
谭启刚
2010年5月10日
摘要：河南省高院于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释放，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继湖北佘祥林案以及河北聂树斌案，再次让司法正义受到严峻的挑战。
笔者就本案发生所引起的若干问题进行思考：
一、刑事活动的最终目的
刑事诉讼法目的指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立法者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并基于对刑事诉讼国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关于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刑事诉讼目的集中体现了立法者的刑事诉讼价值观。[1]
在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关于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在1950年至1978年间，除了颁布了一些关于法院、检察院的组织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组织法》等）以及相关的刑事活动单行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等）以外，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刑事诉讼法典规范相应的刑事活动。在这几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于司法活动的冲击极为严重。对于某些人是否犯罪、是否需要受到法律追求、是否需要逮捕、是否需要审判、是否需要执行，也是按照当时领导人的指示或政策所决定。因此，当时造就了许许多多滥用权力、违背司法正义的冤假错案。这时候，刑事活动的目的只是在于维护和贯彻某几个人认识层面上的意志，而整个刑事活动也变成了打击、陷害、报复的工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在1979年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意味着在世界各国近代意义上的“无法无天”现象终于宣告结束。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条、第2条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务。第1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同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求，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此，可以发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维护国家、社会秩序，另外一个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两者相结合的。
笔者认为，通过上述我国刑事活动的漫长立法阶段和演变过程中，其核心就是完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的制度和方法。由建国初期的政策性指引发展到立法确立阶段，刑事活动已确立了一系列的执行准则和指引，主要的目的就是尽可能使用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刑事活动的各项环节进行约束，同时也禁止个人意志干扰刑事活动的执行。另外，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与推崇个人意思自治或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民法是有完全相对的。不管是侦察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还是执行机关，在刑事活动中的每一个程序，包括立案、侦察、起诉、审判、执行各个环节阶段，都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范，一旦违反了，就是违法。也就是说，国家在进行刑事活动的时候，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而不是像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三个案件中，在没有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枉法裁判，让无辜的公民受到制裁，严重损害司法尊严和公信力，也使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受到蒙羞。
二、刑事活动的正当程序性
1、刑讯逼供的祸害
赵作海案和聂树斌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侦察机关在预审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的行为。犯罪嫌疑人为了免受精神和肉体的侵害，在违背客观真实情况下，作出了不真实口供，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抓错人、判错人、罚错人、关错人，甚至像聂树斌似的杀错人。类似的刑讯逼供案件也陆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我国民法学者、上海政法学院的李绍章老师发表了《看守所26种死法指南》 ，对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如躲猫猫案、摔跤死案等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刑讯逼供的行为会造就很多不良后果。主要是导致案件结果不真实、制造冤假错案、放纵真正的罪犯，以及是损害、摧毁司法公信力。笔者认为，前述两者的关系就是质变与量变的原理一样，两者的影响是相互一体、不可分割的。另外，个案的不良后果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导致案件结果不真实所引发的两个问题，一是制造冤假错案，二是放纵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是直接导致损害、摧毁司法公信力的后果。而放纵真正的罪犯不单止是应该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没有追究，并且社会稳定继续受到威胁，长期以来所累积的不良后果会简直导致更为严重的损害、摧毁司法公信力产生。
如果不加以改善，找到问题的根源，陆续的案子也是会继续的发生。
2、证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证据”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两种含义：其一，作为证据信息物质载体的含义，是法院用于认定事实的资料，通常称为“证据资料”；其二、利用某种物体和其他形式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通常称为“证据方法”。[2]
在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对证据的举证程度是非常严格，而且一般在刑事活动中，证据的勘验极为重要。
赵作海、聂树斌、佘祥林三人的冤案中，笔者认为主要是取决在证据勘验上。赵作海和佘祥林案件极为相似，出现了一具尸体，没有验DNA，然后就确定为某个被害人。事后也是已经被判定为死亡的被害者重新出现，才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然后进行国家赔偿解决。鉴定结论作为我国证据的其中一种，对于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认定案件事实有失分重要的作用[3]。而聂树斌在被拘留后，进行了刑讯逼供，被伤害都没有勘验其精子的DNA比对，单凭口供就审理判处案件。
笔者认为，虽然不真实证据导致的结果基本相似，但一个不真实的证据比起一百次不足以致命的暴力行为后果更为严重。其不作为的玩忽职守的行为比起因技术问题导致证据结果错误更为严重。
3、刑事活动司法人员的观念性与司法审判的独立性
目前在整个刑事活动中，所出现的办案人员隐瞒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证据，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能依照其真实情况进行独立的判决。笔者认为，主要问题有两个：
1）公安老大局面。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意味着刑事活动由三机关是以分工负责的局面进行。我国是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在组织层面上带有特色的国情因素。在中央党委中设立中央政法委，各级党委也相应设立政法委部门，一般情况下会协调所管区域内重大案件。在很多地方，长期以来是政法委主任兼任公安局局长引来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