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的特点/姚魏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9 16:05:58 浏览: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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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的特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硕士研究生 姚魏)
外汇管理（制）是指一国政府为了防止资金任意流出或流入，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和稳定本国货币汇率，授权有关货币金融当局（一般是中央银行或专门的外汇管理机构）对外汇买卖和国际结算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外汇资源短缺，因此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由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转变；1996年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管理，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汇管理体制。与此同时，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也在不断改进，它与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相应的法规的确认和保障；另一方面，外汇管理法规又事实上促成了外汇管理体制的形成。1996年4月1日我国开始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并于1997年修订，至此，我国形成了以该条例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本文拟对中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与周边国家以及本国以往法规的纵横比较，具体分析其特点。
一、从层级上看，外汇管理法规“位卑权重”。从外汇管理法律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来看，它们一般都先由立法机关制定一部基本性的外汇管理法，然后以此为基础，公布实施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以使其基础性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得以落实。如韩国在1961年立法机关就颁布了《外汇管理法》，对该国有关管汇的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这部法律的基础上，为了便于实施，韩国又颁布了《外汇管理施行令》、《外汇管理规定》、《外汇管理业务程序》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使韩国外汇管理法规成为一个由法律、法规、规章三部分组成，条文依次增加，内容逐步详尽的较为完备、权威的体系。而我国则不同，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从一开始就以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包括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而不象日韩等国那样以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的形式出现。有人认为这是我国外汇管理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不然。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必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深化。过早地由人大制定法律，法律就会被频频突破，最终会破坏其自身的权威性。因此我们必须防缓步伐，先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作为尝试，等到时机成熟后再制定法律。在此之前，我们要极力维护《条例》的权威，一切外汇管理活动都以它为准则。
二、从方式上看，外汇管理法规“宽严相济”。1996年12月1日，中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要求，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具体表现为：一是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二是提高居民用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三是取消尚存的经常性用汇的限制，如取消出入境展览、招商等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的限制，允许驻华机构及来华人员在境内购买的自用物品、设备、用具等出售后所得的人民币款项兑换成外汇汇出。在放宽经常项目兑换的同时，中国对于资本项目外汇还继续进行严格管理并执行三个基本原则：一是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均需调回境内；二是境内机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项目下外汇收入均应在银行开立外汇专用帐户，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才能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三是资本项目下的购汇和对外支付，均需经过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持核准件方可在银行办理售付汇。近年来国际上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条件不成熟时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不仅不利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也不利于国际资本的安全使用。因此我国在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管理是完全正确的。
三、从内容上看，外汇管理法规“对事不对人”。从1980年《外汇管理暂行条例》与1996年《外汇管理条例》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外汇管理暂行条例》是根据外汇管理的对象来划分不同章节，确定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而新条例是根据外汇管理的内容来划分不同章节，确定相应的管理方式的。又如，1994年中国实行的结售汇制度没有把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其中，这给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它们如果要卖出外汇获得人民币资金必须到指定的外汇调剂中心办理。由于外汇调剂中心是外汇管理局的一个职能部门，自身并无人民币资金的收购或卖出，因此很难及时促成调剂。这严重阻碍了外商投资企业流动资金的有效运转，极大地破坏了国民待遇原则。所以1996年7月1日外商投资企业被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1998年12月1日外汇调剂中心最终关闭）。
四、从执行上看，外汇管理法规可操作性日益加强。首先，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协调，管理权力集中有效。外汇管理局是我国唯一的外汇管理部门。它克服了其它国家在外汇管理中存在的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多头管汇、多头批汇、职责不清的局面。其次，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不同程度地订有定义条款，它们对相应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的内涵和外延都作出明确规定，使有关规定的使用不易发生偏差。而且法律条文规定逐步具体，语义相对明确，可操作性不断加强，外汇业务是否违规容易界定。再次，相关法规的罚则十分明确。1980年的《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只规定了一条罚则。1996年的新条例增加到十三条，并且出现了大量援引性条文（刑事责任部分）。起初，新刑法颁布后，因为没有规定相关的刑事责任，造成了刑事处罚的真空，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一法律性文件后，问题得到了彻底地解决。
五、从体系上看，主体性外汇管理法规“独善其身”。为了进行有效的外汇管理，一个国家需要一整套相互间即有垂直关系，又有相对平行的成体系的法律、法规、规章。主体性法律、法规主要规定外汇及外汇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管汇范围和相应的违规处罚，着重体现垂直性关系。而配套性法律、法规是对外汇的收付、转移所可能涉及到的部门、领域在其业务中与外汇有关的问题所作的规定，主要体现平行性关系。在我国，主体性外汇管理法规较完善。虽然《外汇管理条例》层级低而且抽象、原则，但是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先后颁布了许多相关实施细则和规章。但是配套性法律、法规却很不健全。例如，商业银行在符合主体性法律、法规的条件时可以成为外汇指定银行，商业银行法就有必要对这种特殊商业银行的外汇活动进行规范，或者制定外汇银行法。我国没有此类法律。此外，外汇担保法、外汇投资法、境外投资法等至今都是空缺，严重影响了外汇管理目标全面、顺利地实现。
六、从立法与实践的关系上看，外汇管理法规未能与时俱进。在我国，虽然目前外汇管理法规、规章的数量日益增多，但是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但前瞻性规定匮乏，而且某些规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例如，我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基本上不允许人民币与外币的远期外汇交易，外汇市场主要还是现汇市场，期汇市场远未形成。如此，面对浮动汇率的日常变动所带来的外汇风险，进出口企业，甚至是外汇银行也束手无策。这不仅妨碍了自负盈亏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广与完善。又如，中央银行利用外汇平准基金调控外汇市场的做法已为各国金融管理的宏观政策所认同，并从法律上加以规定。我国目前在外汇交易中心也设立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场所，适时干预汇市，但这种干预活动并未从法律角度加以确认和规范。
七、从世界范围上看，外汇管理法规与国际惯例“若即若离”。多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入世”的谈判活动，其中汇率“双轨制”经常受到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质疑。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汇率歧视，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某些发达国家也紧紧抓住这一事实，诋毁我国，阻挠我国“入世”。后来我国统一了汇率，满足了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对外汇安排的要求，减轻了“入世”的难度。这表明了我国外汇管理法规必须也事实上正在向国际惯例靠拢。但是与国际惯例相比还有差距。首先，我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中，若干概念与国际通行概念不统一，若干交易类别划分也与国际标准不一致；其次，在管理范围上，我国目前资本项目管理范围主要集中于对资本流入的管理，对资本流出的管理尚不足；再次，在管理手段上，国家以事前审批为主，事中监控能力较弱，事后处罚制度也不完善。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外汇管理法规虽然具有以往法规所没有的先进性，但是也存在不少缺陷。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对策，不断改善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使之早日与国际惯例接轨。我们相信完善的外汇管理法规必将对健全我国管理体制，巩固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保持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推进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作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中日韩三国外汇管理法规比较》 侯放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2、《人民币汇率—理论、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李平、杨清仿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外汇管理知识问答》 李兴、彭建平、黄益生等 著 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4、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韩继云 《经济评论》1996年第4期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局网站 网址：http://www.safe.gov.cn
对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时效的分析
栾桂平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通过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有效时间。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对怠于行使权利者进行制裁，防止权利上的“睡眠者”。同时也避免因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时间过长，情势发生较大变化，使得当事人难于举证，法院难于审理。超过诉讼时效，虽然权利人并不丧失诉权，但在法律上丧失了胜诉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36条的规定，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属于身体受到伤害要求的赔偿，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在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此一年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该法条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加之交通事故案件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使得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在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掌握各异。
一、对《民法通则》第137条的分析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一）“知道”完全是一个主观标准。这种主观标准虽然符合诉讼时效制度在于敦促主观上不积极行使权利者及时行使权利的主旨,但却忽略了客观上阻碍权利行使的其他诸多因素，使得该规则在适用中出现了很多争议,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体现得最为明显。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不仅取决于受害人的主观意愿，还要受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根据我国现行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程序和规定，客观阻碍诉权行使的事由通常为：1、事故发生即知道权利被侵害，但交管部门还没有作出事故认定，无法起诉。发生交通事故后，交管部门要先进行现场勘验、指定就医医院、作出事故认定等，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规定作出事故认定的期限，仅仅原则性地规定“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因此，权利人虽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但起诉却受到交管部门责任认定工作的制约。2、交管部门作出事故认定后，一般都会对案件进行必要的调解。虽然调解已不再是必经程序，但多数当事人还是希望能够在交管部门解决问题，这势必也会拖延权利人行使诉权的时间。3、权利人治疗尚未结束，具体损害数额不能确定，无法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受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交通事故涉及人身伤亡，受害人的伤情需要不断治疗，医疗费用持续发生，是否构成伤残有待鉴定。并且治疗周期有长有短，长的要数月，甚至数年，故短时间内无法起诉。现实中，还常见另外一种情形，即事故发生时，受害人的伤情不明显或未曾发现受伤害，但事过境迁后，伤势加重或突现。4、知道权利被侵害，但不知道具体的侵害人或赔偿义务人，无法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的侵权行为人是明确的，受害人只要证明侵害事实即可以起诉。不过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受害人的起诉将受到制约。（1）肇事人逃逸。受害人虽能证明侵权行为发生，也受到了侵害，但因没有明确的被告，不具备民诉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而不能提起诉讼。（2）其他赔偿义务主体不明。由于侵权行为人经济条件有限，不具备赔偿受害人全部损失的能力，为确保得到及时、足额赔偿，受害人往往要追加其他的赔偿义务主体，如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支配人、被挂靠单位等。在以上两种情形下，受害人的起诉时间会因查找侵权行为人及赔偿义务人而拖延。5、因受害人自身原因不能及时起诉。比如受害人属于重伤、老弱病残、孤立无援或文盲等类型的人，既不懂法律，也无经济实力聘请律师，亦无亲属可提供帮助。
（二）“应当知道”则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不论当事人事实上是否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只要客观上存在知道的条件和可能性，就开始起算时效期间。但相关法律并未进一步规定构成“应当知道”的具体条件和标准。审判实践中，法官认定“应当知道”完全凭个人的“自由心证”，因此，该规则受法官的政治、业务素养、道德品格、价值取向、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弹性较大，使时效期间变成不可预期，不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威严，也易为法官的司法腐败提供可乘之机。
二、审判实践中采取的起算规则及其不足。
（一）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这是实践中最为常用的规则。很多人认为侵权纠纷案件“诉讼时效自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依据乃是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6条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通常情况下，交通事故的受害人都是当场受伤，所以大多数人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应该自事故发生之日起算。但这个计算规则存在三个不足：即要受到上文提到的交管部门工作程序、受害人治疗时间和侵权人及赔偿义务人下落不明等情形的制约。《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6条又规定“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以事故发生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不尽合理。
（二）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实践中也有人主张以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算时效期间，理由是：既然事故认定书是起诉的前提条件，事故认定书的送达表明公安机关就道路交通事故的行政处理已经结束，接下来进入当事人私力救济的阶段，当事人可以申请交管部门调解，可以自行协商，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决。不过该规则同样也会受到交管部门工作程序和当事人治疗时间的制约。此外，有的当事人在交管部门达成调解协议，但到期后义务人不履行协议；有的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没有报警，而是选择了私下协商，但最终又未能达成协议。由于事故未经交管部门处理，交管部门未出具事故认定书。以上两种情形下，诉讼时效期间显然都无法从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计算。
（三）受害人治疗终结之日。治疗终结是一个医学概念，在临床医学上一般认为损伤后病理变化经临床治疗后得到完全和部分恢复并维持稳定的时期算是治疗终结。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损伤，什么情形、什么时间属于治疗终结，医学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法律上就更无此类规定了。因此，以治疗终结之日起算时效期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有的以出院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康复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伤残评定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这样一来，法院就很难认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原因是受害人主观上不积极主张权利，还是客观上不能主张权利。
（四）伤残评定之日。伤残评定之日虽然比较容易确定，但不是所有的事故受害人均需进行伤残评定，还有很多明显不构成伤残、无需进行伤残评定的案件。另外，有的受害人符合构成伤残的条件，但却不积极地进行伤残评定，从而导致时效期间不能开始起算。
（五）调解终结之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很多人主张时效期间应从当事人收到调解终结书之次日起算。然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4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上接第35页）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此，调解已不再是交管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必经程序，故其也不能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事实依据。
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应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
（一）对于在客观上不存在阻碍诉权行使事由的采取主观标准，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开始起算。具体而言：轻微交通事故，交管部门未出具事故认定书的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计算时效期间；交管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的，自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之次日起计算时效期间。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交通事故属于轻微事故，事实往往比较清楚，受害人伤情轻微、财产损失较小，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一般当场或5日内就能制作出来并送达给当事人。
（二）对于在客观上存在阻碍诉权行使事由的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从“障碍消除后权利能够行使之日”起算，具体包括：1、对于受害人身体伤害比较严重，需要住院治疗，甚至需要后续治疗的，诉讼时效应自治疗终结之日或损失确定之日起算。没有构成残疾的以治疗终结之日开始计算；构成残疾的，以伤残评定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这样在保护当事人诉权的同时，还能使其安心治疗，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又可以节约司法资源。2、经交管部门调解未达成协议的，诉讼时效自当事人收到调解终结书之日起算；调解达成协议，但当事人不履行的，自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3、受害人死亡的，自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算。4、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5、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自实际发生后起算。6、侵权人、赔偿义务人下落不明的案件，以明确侵权人以及赔偿义务人之日起算。
对于客观上是否存在阻碍诉权行使的事由，应在实体审理中由当事人双方举证、质证、辩论后，由人民法院进行认定。
北安市人民法院 栾桂平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行政许可权和行政处罚权实施工作的决定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行政许可权和行政处罚权实施工作的决定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66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行政许可权和行政处罚权实施工作的决定》已经2007年1月8日市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韩正
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行政许可权和行政处罚权实施工作的决定
（2007年1月1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6号公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市政府对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的相关行政许可权和行政处罚权工作作如下决定：
一、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条例》规定实施的《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核发工作、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条例》规定实施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核发工作，委托市公安消防机构实施。
二、《条例》规定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道路运输、燃放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由市和区县公安部门集中行使。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